美最高院重塑法律 或終結大學招生平權政策

美國最高法院在一周之內，連續投下五顆震撼彈，且並沒有停止的跡象；相反，擁有6-3多數席位的保守派大法官們，推翻判案先例的工作可能才剛剛開始。

進入7月份，最高法院進入休庭期，10月最高法院將開始下一個開庭期，在受理的案件中，有兩個案件值得關注：一個與華裔密切相關，有可能結束大學招生的種族平權政策；另一個與選舉公正有關，對2024年總統大選之後的選舉，會產生廣泛影響。

這可能是幾十年以來，美國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任期。保守派大法官大膽行使其權力，對墮胎、槍枝、宗教和氣候變化政策作出了重大裁決，對美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最高法院系列裁決重塑美國法律

自從2020年，前總統特朗普任命第三位保守派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後，改變了美國最高法院的結構，保守派大法官以6比3佔多數，他們變得越來越自信、無所畏懼，搖擺於左右之間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則被邊緣化。

維珍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道格拉斯．萊科克（Douglas Laycock）對路透社表示，「我認為最保守的法官，不喜歡美國現代法律的大部份內容，正在積極改變它，他們不會讓先例妨礙他們的工作。」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在拋棄最高法院的先例方面一直直言不諱：「當面對一個明顯錯誤的先例時，我的規則很簡單，我們不應該遵循它。」托馬斯在2019年一個案件的意見書中寫道。

特別是推翻了有半個世紀之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裁決，否定了有關「墮胎權」的推理過程，不再承認「墮胎權」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一些保守派希望更進一步，通過國會立法或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墮胎。

圖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更重要的是，那些以同樣「推理過程」而獲取的權利，如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所謂「新」權利系列，則受到質疑。

托馬斯大法官在《羅訴韋德案》意見書中寫道，最高法院應該考慮推翻其它基於保護「個人自由」的先例，包括201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2003年取消同性戀關係禁令的裁決，以及1965年保護節育權的裁決，這引起了左派的巨大恐慌。

自由派大法官視《憲法》為一個「活著的」並不斷「進化」的文本，為了支持結論，論據、標準和規則不斷變化，例如，在為「墮胎權」尋找理由的過程中，先後就有私隱權、自主權、不當負擔等多種說辭。

而保守派大法官則側重於《憲法》的文本依據是否得到歷史或傳統的支持。在高中橄欖球教練祈禱案中，大法官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在意見書中寫道，本法院必須通過「參考歷史慣例和理解」來解釋「確立條款」（即政教分離條款），而不是採用「抽像和非歷史性」的方法。

其它如「西維珍尼亞訴環保局」（West Virginia v. EPA）的裁決，則影響到所有「綠色新政」和氣候變化政策，遏制了監管機構膨脹的權力。因為最高法院援引了「重大問題原則」（big issues doctrine），即事關國家重大問題的決策，政府機構的行動需得到國會的明確授權。

《紐約州步槍和手槍協會訴布魯恩案》（NYSRPA v. Bruen）的裁決，廢除了紐約州的隱蔽攜帶槍枝許可法律，首次承認《憲法修正案》賦予公眾攜帶槍枝進行自衛的權利。律師們預測，更多的槍枝限制將會鬆動，因為裁決還說，今後下級法院，必須參照美國傳統的槍枝限制令，來評估這些限制是否合憲。

在《甘迺迪訴布雷默頓學區案》（Kennedy v. Bremerton School District，即高中橄欖球教練祈禱案）中，最高法院釐清「政教分離」內涵，政府沒有責任特別反對私人的宗教言論。這個裁決還為新的訴訟打開了大門，即政府僱員，包括公立學校教師，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工作中表達他們的宗教觀點，同時為宗教團體參與納稅人資助的項目，提供了方便。

圖中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分別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塞繆爾．阿里托（Samuel Alito）。（Brendan Smialowski, Greg Nash, Mandel Ngan/AFP via Getty Images）

有望結束美國大學招生的種族平權政策

1月24日，最高法院宣布，將就兩所大學招生中基於種族的平權行動進行聽證。10月後，預計要審理這項大學招生種族配額案。

這兩宗訴訟案都是「公平錄取學生」（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組織發起的，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歧視亞裔申請人。

「公平錄取學生」組織表示，哈佛大學對亞裔申請者施加了「種族懲罰」，系統地在某些類別中，給亞裔申請者評分低於其他申請者，並對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請者給予了「大量偏袒」。

但下級法院駁回了訴訟，理由是美國最高法院四十多年來，一直允許學院和大學在招生錄取決定中考慮種族問題。

這涉及到最高法院的兩個先例：2003年，最高法院裁決，支持密歇根大學在招生時將族裔作為加分因素。2016年，最高法院維持德薩斯大學的種族配額招生計劃。

圖為2018年10月15日，亞裔教育平等支持者在波士頓科普利廣場（Copley Square）集會，要求哈佛及其它大學依據個人能力而非種族因素錄取學生。（劉景燁／大紀元）

如今，最高法院組成有變，支持種族配額兩位法官中，甘迺迪（Anthony Kennedy）退休，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與此同時，特朗普任命了三位新的保守派大法官，當時投票反對種族配額的三名大法官羅伯茨、托馬斯和阿利托仍然在位。而立場搖擺的羅伯茨，也反對者公共項目中使用種族因素，他曾寫道：「這是一項骯髒的業務，這是用種族來分離我們。」

如果種族配額被否決的話，這意味著美國大學招生中的「平權運動」將會終結，而受益最大的是華裔和亞裔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