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國大地一場政治寒流過後，數十萬知識份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難逃厄運，成了這數十萬「份子」中的一份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攆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區上海市公安局所屬的白茅嶺農場接受「改造」。
在那裏，我「有幸」認識了陳歌辛先生，原來在那場政治寒流中，陳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終於和我成了「同學」（在改造農場裏，「份子」們是不能稱「先生」的，也不能稱兄道弟，更不能稱同志，彼此只能互稱「同學」）。
陳歌辛先生生於1914年9月19日（皇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東南匯人。原名陳昌壽，因希望自己能為人民大眾服務，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樂家，一生創作歌曲二百餘首，被人們譽為歌仙，中國的杜那耶夫斯基。
1931年，20歲的陳歌辛在玻璃電台邂逅小他3歲的播音員——一位貌美靈巧的富家少女金嬌麗，兩人一見鍾情，很快就墮入愛河，堅定地走到一起。他還為嬌妻譜寫了一首表達兩人心聲的《永遠的微笑》，經金嗓子周璇一唱而傳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陳歌辛創作了中國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風格、倫巴節奏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他創作的《薔薇處處開》以及《漁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時就會唱。
更因為我也是來自文藝界，和陳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語言，雖然我們過去互不相識，年齡相差懸殊，他年長我13歲，但在那特殊的環境裏，不期而遇，我們顯得格外親近，終於結為忘年交。
關於陳歌辛先生被劃為「右派」一事，賀綠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會議上說過：「這頂『右派』帽子本是歸我戴的，後來陳毅保了我，就由陳歌辛『頂替』了。」他就是在這樣一言未鳴、一語未發的情況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寫到這裏，不禁使我想起陳歌辛的坎坷遭遇。其實，陳歌辛是一位正直愛國的熱血青年。在上海「孤島」時期，他組織創辦了「實驗音樂社」，積極傳播蘇聯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抗戰勝利後，滿懷勝利激情的陳歌辛，創作了被譽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歌。
由於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交往密切，因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出獄後，在上海陳歌辛已無立足之地，他便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去了香港。1949年回到上海後，陳歌辛「左」「右」都不逢源，最終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我們到了農場之後，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難時期。勞改農場的物質生活條件原本就難以想像的貧乏和艱苦，更何況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大都市裏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區的蠻荒環境中，又為了「脫胎換骨」而被迫從事難以承受的體力勞動，在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壓力下，每個人的生命安危都時刻受到無情的挑戰。
到了1961年，勞改農場口糧銳減，每天一乾一稀，「罪人」們在飢餓中艱難地掙扎著。當時農場中流行一種怪病，發病前無明顯症狀，只覺得四肢無力，日漸消瘦，最終導致惡性貧血，臨近死亡時又突然全身浮腫，渾身皮膚腫脹得發亮。
此病發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陳歌辛先生在農場，水土不服，飲食生活不能適應，幸虧上海親人不斷接濟一些食品和營養品聊以維持生命。但改造無期，天長日久，畢竟生存維艱，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難逃了。
在農場，「罪人」們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舖，幾十號人乃至上百的「份子」分小組一排排同室同舖並肩就寢。實際上，這裏就是「份子」們的家，吃飯、睡覺、休息、學習（洗腦筋），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勞動外，所有時間就在自己的床舖周圍轉。
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時起床，但陳先生卻睡在那裏毫無動靜，和他鄰床的一位「同學」便走到舖前叫他起床，沒見反應，便用手推他，仍無反應。一時急了，便掀開蓋被，俯首一看，不對了，只見陳先生臉色慘白，停止了呼吸，不知甚麼時候已離開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樂家陳歌辛先生，就這樣撒手人寰，無聲無息地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屬白茅嶺農場，地處皖南丘陵地帶，橫跨郎溪、廣德兩縣，下屬十幾個分場，散落在連綿起伏的荒山野嶺中。白茅嶺農場的改造物件?分兩類：一類是屬於所謂敵我矛盾的勞改份子；一類是屬於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的勞教份子。在那餓殍遍野的年代，在白茅嶺勞改農場，天天有人餓死，被抬到荒山野嶺去草草掩埋。
而這掩埋餓殍的任務就落在勞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勞改犯同樣掙扎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線上，自身難保。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餓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草掩埋，這些屍體很快就成了狼群的美食。我是親歷其境的過來人，曾經掙扎在死亡的邊緣。我有時曾想，有些事情也絕處逢生，因禍得福。
我在「反胡風」、「反右」後，兩罪並罰，不僅把我送到白茅嶺農場去改造，而且株連家屬，全家掃地出門，攆出上海，隨我到農場「安家」。這樣一來，或許因為我身邊有親人的同情、照顧和安慰，使我堅強起來，大難不死，撿回一條老命，活到今天。
可憐陳歌辛先生，就只能遺恨終生，餓死在農場了。事後他夫人聞訊趕到農場，尋遍荒山野嶺，只見遍山纍纍白骨，哪來一具完整的屍體？
文革後，我和奇夢石、司徒陽、姚福申等大難不死，先後回到了上海。80年代初的一天，陳歌辛之子陳鋼教授到上海作家協會看望李子雲時，我也在座，交談中他曾向我打聽他父親在農場的情況，我當時只是含糊其辭地應酬了幾句。
因為，一來我經歷了21年的磨難剛脫離苦海，離開勞改農場，心有餘悸，不敢吐露真情；二來我也不忍心把他父親的死因和後事談得太具體，以徒然增加他心靈的創傷。
往事並未如煙。作為親歷者的我，應該拒絕遺忘，搶救記憶，為那個歷史時代留下生命的見證。對我們的後代，應該怎樣去避免曾經發生過的那場人間悲劇的重演，或許有所啟迪。（略有刪節）——轉自《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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