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年華（47）

（六）當時在正式辦理參加工作的手續時，如沒有畢業證書，就必須具備退學證。我們畢業已談不上了，自然要去學校辦理退學手續，但也同樣遇到了麻煩。去學校辦退學手續前，農墾兵團的王連長他們已教給了我們對付拒絕的方法。如對方反對時就說：農墾兵團是人民解放軍的組成部分，是革命的大熔爐，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誰要是不同意，就是反對人民解放軍，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結果這一準備好的高招沒有用上，在文革小組值班的史老師對我們說：他們文革小組只管文革運動方面的事情，至於學校行政方面的事情，仍由校長負責，退學的事情應該找趙校長。可趙校長被上面抽去籌備幹校，每星期只回來兩天處理學校的具體業務。

我們好不容易才把趙校長堵在他的辦公室，結果他就是不給辦理，說好話不行，扣大帽子也不行。理由是：現在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如果這時候放走了學生，自己要承擔政治責任的。他的態度實在搞得我們沒咒念，最後只得採取了一種極無賴的方法。我們幾個人都搬了椅子坐在他的辦公室門口，把他堵在裏面，不給我們辦退學手續就哪也別去，甚麼也別做。結果我們由被動變成了主動，除了給我們辦退學手續，說其它的一概不理。坐了約兩個小時之後，他連著打了幾個電話，聽口氣都是同別人請示、詢問、商議，包括鐵路局安置辦公室和農墾兵團的人。最後終於讓步了，他向我們提出：辦退學手續可以，一定要自己寫好退學申請書，叫家長簽名、蓋章，沒有印章的話要按手指印。約好第二天早上他在學校等我們。

第二天我們都提前趕到，向趙校長遞交了退學申請。他看了退學申請書，便依次給我們開了退學證，簽字後，又認真地蓋了自己和學校的印章。他的動作緩慢，臨交給我們之前，又細看了一遍，還用口吹了吹未乾的印跡。看他給我們辦退學證時那簿籍上的存根，前面肯定有不少人已辦過退學手續。「保管好，拿到它之後，你們就不再是二中的學生了。」他交給我們退學證時只淡淡地說了這麼一句。接到退學證我們鞠躬後迅速離去。看著他那酸楚、哀傷、無奈的表情，我們心裏也很不好受，但是沒辦法，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沒想到最後家裏一關，也異常難通過。辦去兵團的事情之前向他們露風時，沒有人反對，到了要辦戶口時，卻沒有一個人同意。大概以為我之前只是玩一玩而已，現在看我真的要走，就統統不幹了。母親怕我擅自行動，乾脆把戶口簿鎖了起來。他們的理由和安置辦公室的楊科長差不多：與其去荒涼的雁北平原種地，還不如隨便在城裏找一個工作，何況好的工作還不少，反正已經有了退學證，不一定非要去農墾兵團。

看我的態度十分執著，母親專門召開了兩次家庭會議叫大家說服我，接著又找來父親生前的老朋友們給我做工作。父親的老朋友王叔那時已開始挨批鬥，在反復勸導我之後無效果，便改變了主意。他對母親說：男孩子，隨他去吧。沒出息，在哪兒也沒出息，留在家裏也沒用。他要是塊料，到砂石灘頭打幾個滾也未必是甚麼壞事。王叔的話一出，母親的淚水跟著就流了出來。母親知道，她再也攔不住我了。

臨別去火車站，母親包了餃子為我送行。母親的筷子都沒動一下，我卻吃了五十多個。臨別出門，哥哥幫我提了行李，母親拿出五塊錢交給我，「外面不比家裏，留著傍身。」我不敢看母親的眼睛，低頭接過錢，說了聲「再見！」趕緊就走。火車在夜色中開動時，我同月台上送行的哥哥和同學們揮手告別。很奇怪，我那時心中沒悲傷，只是雀躍的歡欣和輕鬆。

大概四年之後，那時華北農墾兵團已並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我看到了手抄的知青詩人食指（郭路生）的詩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時，眼淚一下就湧了出來。「這是我的北京，這是我最後的北京！」那聲嘶力竭的呼喊，那離家時撕心裂肺、萬箭穿心的痛苦，似乎把我的心也扯碎了。從對那首詩的反復咀嚼中，我才感覺出自己在離家時失去了甚麼。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