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掙到的錢如數交給母親,母親從中拿出四元給了我:「去買雙球鞋吧,省得你再同我要。」原來我的心事早就被母親看穿了。我異常興奮,第一次用自己掙到的錢,第一次為自己買了雙球鞋。回到家母親看我穿著新球鞋高興得跳,只說了句:你不該選白色的。

學校提前十多天開學了,雖說我們是該上中三的學生,但由於上面應該畢業離校的學生沒有走,下面應該入校的新生又沒有來,我們就仍然做中二的學生。新學期開始,但沒有新的課程,到了學校只是學習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和報紙社論,並號召給校領導和老師寫大字報。學校還成立了文革小組,領導學校的革命運動,學校並為師生們提供紙張、筆墨等各種用品。那時提前上學的人多,我們很多學生才剛滿十四歲,給我們講故事還差不多,講甚麼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和階級鬥爭,不啻於對牛彈琴。

學校很快就出現了一批大字報,但內容大都是校領導和老師們以往一些芝麻大點的過錯。甚麼時候罵過學生、打過學生,甚麼人拿過學校的紙張、墨水或笤帚,甚麼時候找學生給自己家裏幹過活,甚麼老師拿學生的測驗卷當手紙,甚麼遲來、早走等雞毛、蒜皮一類瑣事。嚴重的錯事、醜事也有,但多不是學生寫的。如批評過黨和國家的政策,懷念舊社會(國民黨統治時期)或國外的生活,有不當的男女問題之類。開始這些對我們沒甚麼影響,大家活得很輕鬆、快活。每天到學校聽老師念過報紙後,就是出去看大字報或者是在教室寫大字報,即使遲到或不去也無人過問,更沒有人批評。

沒過幾天時間,中央文革小組就有了關於革命大串聯的號召。不僅紅衛兵組織,就連普通學生也可以自己組織起來到北京串聯、參觀、學習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經驗。而且交通不用花錢,住宿由所到之處的院校負責。得到消息之後,高中的學生立刻就有行動的,很快就如火如潮,影響到了我們初中。班裏有人組織一塊去北京玩一趟,我也被拉了進去,全班二十多個男生,多數都決定參加。大家從校文革小組那裏開了證明,然後去火車站領了車票,同行十七個人,出發的時間是九月六日夜晚。大家的行裝極簡單,只背了一個書包,裏面裝了毛巾、茶缸、牙刷、牙膏等必備的用品,同《毛主席語錄》、筆和筆記本,後者是校文革小組要求的。

天未亮就到了北京,通過設在火車站的革命大串聯聯絡處,我們被介紹到了位於西直門外的北京鐵道學院。住處就安排在學校的一間教室裏,每人發了一條毯子,睡在桌子上還是地上由自己選擇。因在我們之前已有十多人住了進去,他們占據了桌子,我們除了地板已再沒有選擇的餘地。睡在甚麼地方,當時也毫不在乎,我們先集中起糧票和錢到學校的總務處為每人換了一星期的餐券,就趕著出去玩。

那時北京的「革命形勢」确實高漲過外省。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紅衛兵,而且大都身穿軍裝,繫著銅釦皮腰帶,樣子很威武,只是沒有真八路那三片紅(帽徽、領章)。無論走到哪裏,都能從廣播中聽到他們那激昂、高亢的喊叫聲。第二天在我的倡議下大家一塊去遊覽動物園和天文館,就受到了他們的嚴厲指責。大意是說我們到動物園是同獅子、老虎、狗熊、大象串聯,如果不去看大字報或者參加批鬥會就滾回老家去。他們左臂戴著的紅衛兵袖章上有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分隊的小字,好在當時去動物園的外地串聯師生很多,而他們也只是拿著大聲公喊叫,沒有採取實際行動。

大概是到了北京的第三天,我們去王府井逛街,看到一條窄巷裏有人排長隊,過去看時才知道是賣毛主席像章。記得是七分錢一枚,像章很小,長寬都不到兩厘米,可那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毛像章。當時一個人只限買三枚,我們快排到時,有一群小學生正好放學經過,前面有人請小學生插入隊中幫著充數,我也請了兩名小學生幫忙,到窗口一點人頭就可以了。我總共買了九枚毛像章,給了兩名幫忙的小朋友每人一枚以示答謝,將其他的七枚帶回家作手信。沒想到在那個瘋狂、迷信的年代裏,它們卻成了最貴重的禮品。(踏入六七年後,毛像章不但多了起來,也逐漸大了起來。很多機構都自己做,最大的竟和盛菜的盤子差不多。在後來文攻武衛時,不少人把毛的超級像章戴在胸前當作護心鏡,只要對方碰到,就指責他們冒犯了毛統帥。開始時還真有作用,人們誰也不願碰到那塊「毛頭護心鏡」,怕給對方以反毛的口實。可雙方都戴起「毛頭護心鏡」,打到你死我活,那塊「毛頭護心鏡」即使被踐踏,也無人過問了。對像章泛濫成災的問題,據說最後毛自己發出了「還我飛機!」的最高指示。因為很多地方製做像章,動用了製造飛機的合金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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