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二:
系統的思想改造(二)(4)
推廣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傳統的倫理自然承載起一個和諧有序的家庭和社會。 而「平等」從根本上來說,是佛法中的「眾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無親」,是儒家的「有教無類」,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絕非結果的平等。
中共對於「平等」的歪曲宣傳導致了社會的極度失序和混亂;對於「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釋實則為對婦女的迫害,強迫她們去做力不勝任或者不適合婦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一書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們所從事的行業即為本應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裝卸工等,「緊握殺豬刀,能頂半邊天」成了歌頌的對象。
中共治下的社會同時也是極其不平等的社會。由於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雖然它號稱人民公僕,實際上人民都被當作奴隸,無論是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官民毫無平等可言。
5. 以財產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據
翻開中國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紀》中記載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對這些德行的認可和尊敬。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傳數千年,並從漢地流向少數民族地區和其它國家。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道德和學識是使人獲得聲望和地位的來源。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一個人的人品成為選官的重要指標。漢代的時候實行察舉制,薦舉標準為:「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明達法令,足以決疑……」另外還要具有「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的美德。
至魏晉,官府實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為選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開科取士,對於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樣是應試者能夠寫出好文章並由此登上仕途的先決條件。
到了中共建政時,德高望重的鄉紳、行會首領和知識份子反而成了鎮壓和打擊的對象,而一個人的出身是否「根紅苗正」才是獲得社會資源的最重要考量。每個人的道德本來取決於其個人的思想行為,而到了中共那裏,道德成為一個階級的群體性標誌。「誰受窮誰光榮,誰致富誰狗熊」,貧窮代表了天然的正確和正義,代表了受壓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堅決最徹底。
一個人的貧窮和富貴本來是不定的,也可能因為勤奮肯幹和抓住機遇而致富,也可能會因為揮霍而敗家。也可能某人田連阡陌,但數年後卻討飯為生。而中共實行「一刀切」,以它奪取政權的那一刻來劃分階級。
對於富貴的仇視,導致中國人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以貧窮作為傲視他人的資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時,只需稱此人是地主或者資本家,餘下的話就不用多說了,富貴代表了「剝削」,代表了「鎮壓」,代表了「罪惡」。
幾十年後,共產黨自己顛倒乾坤,號召大家去發家致富。今天的人們不再以富貴為罪惡,轉而以貧窮為可恥。此時評判一個人的好與壞、成功與否也和道德脫鉤,而以人的富裕程度來衡量,誰有錢誰就有本事,哪管這錢是偷來、搶來、騙來、貪污受賄來的、出賣肉體來的或者出賣靈魂來的。「笑貧不笑娼」的結果是讓大家更加不擇手段地撈取財富,之後便沉迷聲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認同中共的統治。
6. 其它受到批判的觀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將思想批判轉變成人身攻擊。然後用「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歪理邪說將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罵倒。而對於思想者的人身攻擊,也僅僅是非常簡單地扣上「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過詆譭孔子,隨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義禮智信」、「克己復禮」、「溫良恭儉讓」等。許多人在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內涵,而是高分貝的廣播、鋪天蓋地的大帽子、大字報,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慘下場,從而出於恐懼而自覺與這些思想「劃清界限」。
儒家講「仁」,就是要關懷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仁」的批判導致「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中國人崇尚「中庸」。「中庸」絕非中共所解釋的「和稀泥」、滑頭、左右逢源、兩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須臾離也」。其中包含學習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處理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關係,達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國之道。在中共那裏,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義,變成為了保護自己而放棄原則的犬儒。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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