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弘莘談楊佳襲警案

楊佳襲警案出來後，在中國大陸乃至海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為什麼這麼一個看似孤立的案子會產生如此大的轟動效應？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就此走訪了澳洲悉尼的中國問題學者陳弘莘女士。陳博士卻有她自己的獨特看法。

「當初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我一聽說覺得心裏挺傷感的，我覺得心裏兩種情緒，他一發生這樣的事情時我就想這下慘了，因為我覺得從他個人來講生命是沒有了，但從整個事件來講，他一定是有委屈，我相信他一定是因為他的人權受了侵犯他才採取這麼極端的方式，但是最終正義一定不會站在他的那一邊，至少在中國大陸，從目前的法制系統一定會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很悲哀。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從中國大陸來講，事實上他是真正的以暴抗暴。他因為受到完全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自行車被沒收，他跑了很多地方，從派出所到公安局很多人都沒有還給他， 在這個過程中，他還被打，據說現在我看到的消息中，他還被打了生殖器，被打得沒有生育能力了，所以才激發了他這麼大的憤怒，這麼大的仇恨來報復當初打了他的那些人，那麼我覺得中國媒體會掩蓋掉他所有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人權的侵犯，而只是說一件事情，就說他是被誤會和誤解了，才殺了那麼多人，因此我覺得從媒體和中國大陸的這種狀態底下，他最後走上以暴抗暴的方式。

雖然網絡上他們認為他是大俠，認為他是民族英雄等等，我不認為這是正面的，我認為這一些網民的心態，就是中國大陸現在老百姓每個人都對政府有諸多不滿，對周圍所處的環境有種種的不如意，他們借很多別人的事件來表達自己的情緒，因此我不認為他們在網絡上支持他的輿論是代表了他們的正義，他們的理性，他們的道義，我基本上不這麼認為。這是情緒上的宣洩，因此我覺得很可悲。

我覺得我們有一種緊迫感，因為這麼多年以來我們在關注中國大陸的維權，在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可是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始終沒有讓中國底層的百姓找到一種方法，讓他最終能夠以他的可能性來抗爭來維權。

就是從這個事件上來講，我覺得引發出幾個想法，一個就是說，一方面，一部份人認為現在對待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我們只能以暴抗暴，因為在一個專制沒有民主的國家，它既然是霸道的，強權的，它不可能有人道，它就不可能有人權，因此在一個沒有人道、沒有人權的國家，老百姓只剩下一條路是以暴抗暴。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部份人認為以暴抗暴帶來一部份弊病，因為你原本你就是沒有話語權的弱勢群體，因此你以暴抗暴了以後，你變成了在現有的法制體系當中，不佔優勢，因為你原本還是一個受害者。

其實我們看了這麼多，這些維權的案例這麼長時間以來，當你以暴抗暴的時候，在中國這個環境之中，弱勢群體不掌握話語權，因此發生任何事件以後，你失去了一些民心和支持，當然因為你原本就沒有法律支持，當你再失去民心的支持，再失去了輿論的支持，那我覺得即使你付出了所有的代價，你也沒有可能得到償還。

當然最後一點我覺得，毫無疑問，以暴抗暴其實是沒有自我保護底線的，你把自己扔到最困難的境地，幾乎像楊佳最後的結果，把自己毀掉了，把自己換來了並不是自己想要的結果。

另外一個我想談的就是，其實我覺得楊佳事件很顯現出中國人的非理性的思維習慣，這是一個民族問題，這是一個可能不會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掉的一個問題，但，其實也是一些事情我們急於需要在中國做的，就是跟老百姓灌輸該如何做，該如何尋求一個平等，該如何為自己爭取人權，然後該如何有一個道德社會生存的價值標準等等，我覺得有待於我們改善。

中國百姓不管是從現在對待楊佳事件的看法還是說整個維權的過程我們關注這些維權群體和個人走過來的一些歷程，我覺得這個非理性表現在事件來支配自己的情緒，就是這個事件發生了我就針對這個事情，然後我就針對這幾個人，就是說策略性的我該如何尋回自己的權利，我該如何尋求幫助，或者是說我們該怎麼做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我覺得基本上還是始終處於一個不太成熟的非理性的對待事件，很衝動的來處理很多問題，那麼未來中國在整個維權的進程當中，從個人到群體，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我們也會看見，越來越多這樣相當極端的事件，因此不管對於中國大陸生活的底層百姓來說，還是對我們來說，其實這都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必須放在議程上的一個問題，大家好好的思考和好好的進行協調。

我判斷中國人非理性，就是說他憑事件來支配情緒，我認為這就是非理性，那麼一方面我認為楊佳本人他屬於受害者，同時我認為中國人整個群體應該說有一個非理性的思維現狀，今年，你看從年初的時候奧運火炬在全球的傳遞，然後煽動起來的這種民族情緒，我覺得這就屬於非理性。大地震事實上掩蓋了多少問題，大家都好像放下這些不去想了。

那麼我覺得所有這些因為事件而調動起來的一些情緒，不管它是激昂的，同情的，難過的，生氣的，我覺得它一概是屬於非理性的。包括這個網絡現在對他的一面倒的評價，我覺得這都是極其不理性的，都是一種發洩，但是這非理性不是他們的錯，就是因為他們長期處於一個強權制度底下，一個人人不平等的狀態，他們沒有人權，社會不平等，有很多社會問題，有很多道德不健全的現狀，才有可能導致這種非理性思維的存在，所以本身這個問題不是他們的過錯，但是這是現實。

一方面，當你以暴抗暴的時候，他對邪惡肯定有一定的制約，就是說讓那些邪惡的人和勢力覺得我不能為所欲為，我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對他（邪惡）會是一種警醒，他覺得他們要請保鏢了，他會有擔心，他會有害怕。但是在中國的現狀下，它是一個制度性的邪惡，它不是一個群體的人的個體的一個邪惡。那麼它是制度性邪惡的話，它最終導致的是制度性的再欺壓百姓，它是制度性的讓底層的人沒有人權，因此它是制度性的以整個執政黨所導致的一個結果。所以這種方式其實最終根本達不到效果。

你短期也許覺得裏頭個別的人有所收斂，但從長期來講，也許過了這個階段、離開了這個區域的話，別人是不是真的能夠收斂或者說長期也能夠這樣的。我實在是持懷疑態度，我不太相信中國現在這種社會制度狀態底下，會因為這樣某一個人的事件而讓中國怎麼，我不相信這個，因為它是制度性的，那麼這樣的個人行為不會改變它（社會制度）的根基。」

轉自「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