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苦難 柏楊為中國人找未來

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

柏老走了。
回顧柏老精彩的生平，風趣幽默的柏老應該不會反對我的說法：
他這一生撞上了也引領了幾個世代的重要流行。
廿世紀後面幾個世代流行的，柏老通通沒有錯過。

文／童文薰

在柏老打的基礎上，自由說話

1985年我在台灣大學法律系就讀的時候，和幾個同學一起辦刊物，第一期就想做最「熱門」的題目：解除戒嚴。頭一個想到的採訪對象就是柏老。

　　對我們幾個大一的孩子，柏老完全以朋友平輩的態度對待。那時柏老正在編寫白話版的《資治通鑑》，那可是一個大工程。當時我們幾個學生不懂得柏老為什麼要編寫那種歷史「老東西」，只對眼前的「解嚴」議題興致勃勃。柏老當時就很清楚，我們的採訪稿未必能夠順利刊登。可是他仍然騰出時間來，陪我們幾個小蘿蔔頭說話。

　　牢獄之災讓柏老的身體受了重創。我記得在他家中，柏老捲起褲管讓我們看他的膝蓋。「都被打碎了，裝了鐵片在裏面。天氣一變就要受罪。」值得一提的是，介紹我們去探訪柏老的人，是當年負責幽禁柏老的官員。柏老出了政治牢籠之後，和這些當初迫害過他的人竟成了朋友。這樣的胸襟，令人無語。

　　但是身體的傷害沒能擊倒柏老，反而讓他的下半生都致力於人權運動。柏老滿腹經綸又極富幽默感，笑語如珠的柏老其實有一個不快樂的童年。他對我們幾個年 輕人解釋著為什麼年輕的時候自改其名為「郭衣洞」，但我們這些生於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的六年級生（六十世代，也就是所謂的「學運世代」），當然體會不了柏老 所說的破衣滋味。

　　採訪完畢，柏老親自開車載著我們去新店街上吃火鍋。付賬時柏老從口袋裏掏出的鈔票每張都是「一球一球」的，這顯現出他對金錢的不在意，也顯示了他不拘小節的童心。

　　採訪回來，我們幾個同學被學校教官追著跑，連學長姐都來關切──你們這一屆究竟打算做什麼？你們家人知道你們在做什麼嗎？深怕被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學弟妹給連累。

　　可是二年後，台灣真的解嚴了！現在回想起來，不覺莞爾。國家是為了人民而存在，國家不是個什麼偉大而不可碰觸的權威，國家也是人的組成。人會犯錯，有錯就改。如果法律系的學生連這點思辨的能力都沒有，那真可以把法律系廢了算了。但是我們這些學生在戒嚴的年代敢談解嚴，並不是因為我們特別勇敢，而是因為我們站在柏老這些先驅者打下的基礎上，所以敢自由的說話。

生不逢時，卻也生逢其時

　　1920年出生的柏老，本名郭定生。那時是民初戰亂時代，正逢直皖軍閥大戰之時。1937年就讀開封高中二年級，未及畢業，七七事變發生，柏老投筆從戎。 在戰亂中，柏老輾轉到了重慶，拿著假的高中學歷證件進入東北大學就讀政治系，快畢業時才被發現入學證件有問題。所以，柏老一生著作等身份，但真正拿到手的畢業證書，卻只有小學學歷！

　　這種荒謬的落差，正因柏老的「生不逢時」，這是生於戰火中的無奈。但從另一個面向來看，柏老卻是「生逢其時」，因為他成年後人生的黃金歲月，都與台灣的民主進程環環相扣。

戒嚴時期，承受苦難的使命

　　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發佈台灣省戒嚴令，在台施行戒嚴，警總以軍事機關凌駕於警察及國家安全局的地位，用軍事作戰的任務編組掌控治安以及情治任務。此後長達38年期間台灣實施軍管，以軍法為治理基礎。直到1987年7月16日，蔣經國解除戒嚴，這項治安任務才依法移交原應隸屬的警察單位、海關、憲兵以及調查局。

　　對於異見人士而言，警總可以說是台灣威權時期政府侵犯人權的代表。警總作為治安以及情治單位，原本是為了對抗共產黨的赤化，維持一個正常的社會，但在愛國的大旗下，不僅製造了許多冤獄，也在台灣民眾的心裏投下一個沉重的陰影。柏老來到台灣的時候，正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

　　1960年柏老開始以筆名「柏楊」於《自立晚報》撰寫「倚夢閒話」專欄，並以「鄧克保」為筆名，撰寫 《異域》一書，記載1949年底從雲南往緬甸撤退的孤軍，在腹背受敵（共軍、緬軍）又得不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援，在複雜情勢中袍澤、親子的關係，交織成一部感人肺腑的戰爭文學作品。

　　在《異域》裏柏老寫道：「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我不知道跟我一樣被柏老那支刀筆所感動的人有多少，但我每次看到這句話都不禁汗毛直立，熱淚盈眶。真苦，做人卻遭逢這種人力難以回天的災難，真苦！

　　用刀筆針砭時事的柏老，在1968年因為翻譯「大力水手」連環漫畫，被設詞入獄，原判死刑後改判12年有期徒刑。直到1977年柏老在美國的關切下獲釋，歷經9年又26天的關押後才重獲自由。

　　在自由主義播種萌芽的時候，柏老是灑種子的人；在黨外成長的時期，柏老坐穿牢底，以自己的苦難鼓勵了前仆後繼爭取民主人權的人士。柏老自雲，坐牢的時候他不那麼清楚，他是在為這塊土地犧牲，但回頭一望，他才明白此生苦難的使命何在。

　　許多曾經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因為黑牢而錯失了人生的黃金歲月，重獲自由之後在經濟上往往難以自立。但柏老出獄後卻立即以筆耕的方式，開出一片天地。從1977年起，柏老就在《中國時報》開闢專欄，繼續發揮他那支刀筆的力量。

暢銷著作，在中國卻成了禁書

　　柏老總是「生逢其時」，一生中使命不斷。從六十年代開始，柏老憑著一支筆，就在台灣引領風騷，是風尖浪頭上的人物。在台灣民主歷程裏，柏老無負於歷史；但在中國的民主歷程裏，柏老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們採訪柏老的那年，柏老的《醜陋的中國人》出版，該書引起廣大的迴響，和《柏楊版資治通鑑》一樣成為暢銷書。但柏老所有的著作在中國卻成了禁書。只不過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書總是越禁就傳播得越快，差別只在柏老不能從盜印的書拿到版權費罷了。

說話的權利，是自由的基礎

　　2002年台灣「人權紀念館」揭碑儀式柏老親臨參與，2004年因為柏老筆耕創作的貢獻更獲頒卿雲勳章。但是柏老並不因此而無條件的支持曾經義氣相投的陳水扁總統。去年底「戒嚴」口水風波，柏老就認真起來，還氣到絕食入院。歷經戒嚴到解嚴的幾個世代，柏老儘管臥病在床，還是錚錚硬骨。什麼玩笑都能開，就是 「戒嚴」這兩個字說不得！

　　柏老常常被問起一個問題：讀歷史，人能夠從中取得教訓嗎？柏老在2006年封筆前為《柏楊曰》補充了一段文字：「歷史的教訓，因為人類的健忘和野心家的篡改，而微乎其微……現在我補充：原因是經驗無法傳承，事非經過不知難。這是上帝創造人類開的一項最大的玩笑……世界文明能向前邁進一步，才會有這麼艱巨的工程，這裏面牽涉到大自然的生態環境、牽涉到國民性與文化的累積，更決定於一個族群政策與制度的抉擇。文明的更上層樓，是一個民族救危存亡的里程碑。」

　　「……事實上，歷史的借鏡固然微弱，但人類的歷史實在是世界進化的標籤，讓你知道我們從怎麼樣的原點出發，歷經的路程以及終將要奔赴的方向。如果沒有歷史，人類的生存就茫茫無所歸依，所有生存中的顛簸、匍匐、掙扎、奮鬥都是洶湧波濤中的一葉扁舟，沒有舵手，也沒有彼岸。從這個角度認知，歷史的功能就不同於『使用手冊』，它不可能告訴你如何開機、如何操作、如何修復、如何換新零件……但卻是整個世界的文明生產製作不可或缺的原創力。」

　　「我仍然要說我的史觀，未必能掌握歷史的全貌，而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讚美歌，而只為蒼生、為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歷史。」

　　「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正是柏老一生的最佳寫照。說話的權利，是一切自由的基礎！不管什麼事情，從這個最基本的權利出發，都不會找不到答案。

　　2004年3月，柏老參與了在由旅居澳洲的法輪功學員戴美玲、戴東尼母子提供的囊括齊白石、張大千、吳昌碩、徐悲鴻、傅抱石等六十餘位名家，百餘幅書畫精品的「中國近代名家書畫珍藏展」，在欣賞字畫的同時，柏老也明白了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對於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問題，柏老一針見血的說：「要給法輪功說話的權利！」

從歷史裏，為中國人找未來

　　回顧柏老的一生，似乎是一連串災難所串成。但在《柏楊回憶錄》裏柏老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通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或許，這就是柏老走過苦難之後，還能保有高度的幽默感，從歷史裏為中國人找未來的原因吧！

2003年10月17日《柏楊全集》28冊、約八百萬字推出，柏楊自己算算已寫了二千多萬字，他相信自己是歷史上最後一位寫最多字的作家。
（中央社）

柏楊曾於1999年推動綠島人權紀念碑的落成。圖為柏楊重回綠島監獄留下紀念照。（照片由遠流出版公司提供）（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