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掌故 華洋篇 三之三

聖保祿女修會灣仔的「聖童之家」包
括修院、學院、宿舍、育嬰院、課室、
診療所、醫院等照顧傷殘老弱婦女的收
容所。

聖保祿修女照顧棄嬰。

「聖童之家」的學童。

1894 年香港發生大瘟疫延續2 年，
全港死去的約2,500 人。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由何啟
與倫敦傳道會於1887 年創辦，被簡稱為
那打素醫院。雅麗氏醫院是第一所採用
西法醫療的華人醫院。

女修會講授宗教知識、英文繪畫等
課程外，還教編織。

私塾上課情景。

中央書院建於1862 年，為本港第一
所官立中學，提供現代西式教育。孫中山
在1884-1886 年間在此校就讀高年級。

東華醫院總理1879促政府批准設立「保良公局」，

專責防止誘拐，保護婦孺。

 教會學校造就了容閎 ，

第一位在美國完成高等教育的中國人。

荷李活道文武廟─早年華人仲裁就在
神靈面前宣誓，「斬雞頭，燒符咒」求神
判斷。

「 枷號示眾」早年囚犯披枷帶鎖，把犯
人放入長形木籠內站著當街示眾。

教會貢獻
英國人在教堂做主日崇拜，由於階級觀念很重，座位編排視地位高低而定，絕不含糊，在港英政府許多重大的活動中，聖公會（英國的國教）香港會督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排名，是僅次於港督、首席大法官及布政司三人；卻在財政司、律政司、立法局首席議員和行政局議員之上。

傳教士在香港開埠後，對本港貢獻良多，例如建立學校、醫院等。傳教士有來自英國、法國、意大利、葡萄牙、德國、美國的都紛紛來港傳教，建立了各自教派的教堂和多所教會學校和醫院等。他們對造福香港民生和社會公益很熱心。香港開埠初期，不少居民屬貧苦階層，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當時的棄嬰情況十分嚴重，就有聖保祿女修會在灣仔春園街建立孤兒院收容棄嬰。以1848年計，一年就已收容了170個兒童，女修會對他們提供教育，縫紉，宗教知識，作育人才。該機構發展至今已超過一百年了。

1894年香港發生大瘟疫，修女們當時收容的不但是兒童，也發揮醫院般的作用照顧老婦及殘疾者。大瘟疫延續2年，全港死去的約2,500人，該年逃離香港往國內避瘟疫的人口約8萬人，留在香港照顧病人的醫療人員不多，當年就有修女和其他傳道者及外來的女護士堅持下去照顧病人。據悉這次事件中，為照顧病人的外籍醫務修女及護士，先後不幸因感染病毒而殉道的，據悉就有百多人。這樣看來，洋人雖然因為文化差異，風俗差異，階級觀念重等方方面面做成與華人格格不入，但他們的傳統宗教信念和愛心、建立學校和醫院等事業，默默的貢獻很多給予香港社會。

教會學校與民間私塾
港島除了村落之私塾外，各教會亦開辦了不少西式學校、醫療、救濟與各種社會服務，作為傳教媒介。開埠初期，英國並沒有在香港建立正式的教育制度，只鼓勵私人和教會辦學，亦資助私塾，因此各派傳教士爭相成立了很多教堂和學校，最早的學校有1841年 「馬禮遜英華學校」（ Morrison Anglo-Chinese School），「聖保羅書院」（1849），「拔萃女子訓練學校」（1859）等，講授宗教知識、英文、算術、地理、幾何、音樂和繪畫等。由1841至1858年17年間，先後來港辦學的西方宗教團體除了馬禮遜代表的倫敦宣道會外、計有倫敦傳道會、英國聖公會、羅馬天主教會、美國浸信會、美國公理會。教會學校在香港的發展相當迅速。

華人私塾沿用中國傳統啟蒙課程，主要教導兒童讀書寫字，初級課本包括《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高級的課本則是《四書》、《五經》，和學習八股文。私塾書院分為三類：一是富有人家的「家塾」聘請儒生（老師）在家中教導子弟。二是儒生在自己的家內教導，稱為「塾館」或「教館」。三是由富裕的地方氏族開辦的「學塾」。它們統稱為私塾，廣東人叫「卜卜齌」。初期於1845年間，在港島赤柱、石排灣、黃泥湧、香港仔等地所開辦的私塾約有9所，其發展沒有教會學校的迅速，亦要面對轉型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到1848年已有3所私塾開始接受政府資助轉為官立學校。

教會學校培養出了一批接受英語教育的華人，他們靠著語言上的便利條件，從事東西方貿易獲益匪淺，成為外資洋行、銀行、大公司的華人經理與買辦。當然，教會學校就很具吸引力。教會的醫療、救濟等亦引來相當數量的「吃教者」（rice Christians），很多早期的信徒其中不少都來自社會上最低階層，他們都是為得到教會所提供的物質好處，才加入教會的，但又造就不少虔誠教徒，對社會淨化起了一定作用。
1865年，港府成立教育司署，統一課程和教學方法，同時把教會學校和私塾納入管轄範圍。1877年教育司修訂《香港補助書館計劃》，對接受資助的學校，提出教授世俗教育不得少於4小時，但不干預教授宗教科目和課外的宗教指導。教育司署的成立和資助計劃打破了開埠以來20多年的教會主導教育的壟斷局面。政府又鼓勵受資助的學塾轉為官立書館；至1896年，香港的英文書院已達到101間。
教會學校中造就了容閎（容閎是第一位在美國完成高等教育的中國人）、黃寬 （黃寬則是中國第一位留英學習西醫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人）。黃勝等英才外，還有伍廷芳（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著名外交家），何福堂（何啟之父）等近代名人。
早期警察與治安
1841年全港人口不多，只有7,400人左右。英人管治港島小量人口之初，實行軍事管制，從軍隊中借調一批士兵足以維持島上秩序。隨著人口迅速增長，居民品流漸轉為複雜，治安變得惡劣，個別流氓小偷在街上截劫也日益增多，海盜又橫行。每當商船泊岸，成群水手縱酒街頭，招搖過市。島上又多拐帶人口、棄嬰，三合會包煙聚賭，走私猖獗，充滿社會問題。內地良家婦女常被誘騙來港當娼，或轉販外洋，每年以千計，亦有男童被拐帶賣作養子。
到1844年，港府才頒佈法例，組織警察隊，1845年港府開始徵收差餉。但港府因為對華人不信任，因此最初只是招募退伍英國軍人及印度人入伍，華人稱他們為「綠衣人」。首年成立警隊時只有32人，後來，警隊才招募華人入伍 。當初警察分四等，以種族定高下：最高等是英國人和歐洲白人，次等是廣東籍的差人，再其次是印度錫克族人。

當年在佔領角（華人叫水坑口）近山處建立一所臨時衙門，即今日差館上街的位置。到1847年警隊已增至600人，包括華人警員132人，印度警員377人，歐洲警官級89人，那時候，警隊要管治的全港的人口約有22,000人。到1857年荷李活道的中央警署建成了，警隊人手才倍增，日後在招募的華人警員當中，又以山東人士居多。19世紀末，香港拐賣人口，逼良為娼等案件日增，1879商人及東華醫院總理聯名上書港督軒尼詩爵士，請懲查拐帶。於1880政府批准設立「保良公局」，專責防止誘拐，保護婦孺。

法庭刑罰中有包括沿用清朝國內執行的「枷號示眾」和「笞刑」。所謂「枷號示眾」，就是囚犯披枷帶鎖地當街示眾，犯人被木鎖枷鎖住雙腳，雙手戴著手銬，坐在地上，胸前懸掛木牌，上面書寫著他們作奸犯科的罪狀，遊街示眾；亦有把犯人放入長形木籠內站著示眾，只有人頭在籠頂外、身體在籠內。殺人罪是死罪要斬首的，斬首刑場在當時遙遠地區如海灘執行 （1890年代紀錄有在九龍城附近海灘執行過的）。「笞刑」就是以竹板或籐鞭抽打背部或臀部，分五等，抽打10至50下。

雖然如此，那時香港的法律又較國內晚清的法律相對的寬鬆，故此不少在內地犯案後的人潛逃香港以逃避刑罰。英國法律實際執行是在城市裏，至於鄉村地區，港府一般很少干預，鄉民仍可按傳統辦事。真逼不得已由法庭處理的案件，訴訟雙方都需要律師，由於需要翻譯和涉及法律因此亦產生了法律界有「師爺」這一行業。

華人一貫抱有「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的心態。本港開埠初期，港府對一些案情較輕的罪行，則讓華人自行解決，總的來說，英國人除了在衛生問題外，很少干涉華人社會的生活方式。由於華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不敢當著神靈的面前說謊，倘遇錢債糾紛，或任何是非仇怨等，就到荷李活道文武廟裏在神靈面前宣誓，求神仲裁。在廟祝前「斬雞頭，燒符咒」，並立下重誓，以表清白。港府默許做法是因為不願直接插手華人事務，兼當時很多法制仍未完善，在文武廟內舉行燒黃紙及斬雞頭的宣誓方法，在當時被承認是有法律效力。故二十世紀初文武廟一度成為華人的審判所，可化解紛爭，不用驚動官府。

在電燈沒有發明的年代，晚上就得逼使人躲在家中。由於開埠早年警察力量微弱，攔途截劫之事無日無之。自接管港島後便實施宵禁，晚上由6時至翌晨6時。1842年底，港府嘗試更改禁令，延遲管制時間至晚上11時後禁止在街上行走，但截劫案又隨之增多。翌年又規定每晚8至10時，華人上街，必須手持燈籠，10時過後，一律不得外出。1857年立法局正式通過夜間出門須申請「夜行紙」並於1858年在政府《憲報》要求華人夜間出入須申請「夜行紙」由晚上9時提前至8時。法例給當時對喜好熱鬧的華人及做夜市的人帶來諸多不便。此法例一直維持至1897才撤銷。故當時的華人，除了一些商人外，對英國人都稍為有點仇視。

「夜行紙」之管製法規確實也減少了罪惡，但其實那年代最頭痛的治安問題是海盜的整治。說起海盜，追溯歷史，原來九龍從前在觀塘一帶早已有海盜為患。連接附近的海域亦經常有大小海盜出沒，開埠初期海盜乘勢復出，殺人搶劫。這些海盜集團較大，動輒可動員數百大小賊船，有的甚至擁有自己的造船廠，人數以千計，「亦民亦盜」，平時在村落匿藏，有行動才出海掠奪，頗難清剿。港府雖然與清廷多次會剿，但亦未能根本解決問題，即使香港政府要求英國海軍出動軍艦協助清勦亦難剷除。踏入20世紀，海盜之患仍然頻密，海上安全狀況至二次大戰後才逐漸改善。整理 賢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