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知情者﹕高智晟在北京(1)

⊙夏禱 

4月6日，在與世隔絕了八個月後， 高智晟終於突破了封鎖。他和胡佳的對話如同一個奇蹟，把那熟悉的，沒有改變的聲音再度傳入世人的耳朵。這兩名長期受軟禁的中國人之間真切的對話迫使我們面對一件迫切的事實﹕那就是高智晟需要我們。在這肉體和精神遭遇凌辱的八個月以來，他一直迫切需要我們。他如數家珍地一一列舉了和他並肩而戰的維權人士，以及給予他和家人安慰的可貴的中國人的名字。對話的最後，高智晟說：「我每天都在尋求和外界聯繫，每天都在尋求和外界聯繫。」 

在這極度黑暗、變形的時代，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任何人做一個英雄 - 即使他是窮人和信仰者的律師高智晟，即使他背反了一切現世的定律，在全然沒有預期當中成為了我們之間有血有肉，無私無我的英雄。然而當他秉持一貫的耿介說出自己的倫理責任先於一切時，我們明白，這一次，他的肩已從他自願承負的國家的重軛移轉到他接近崩潰邊緣的親人這一端。在這塊土地上，在這時代，「英雄」成為難以負荷的擔子。 

這意謂我們不能再要求他像亞特拉斯般獨自把地球扛在肩上。不能要求他繼續做一名孤獨的英雄。無論多麼渺小、脆弱，稟持著我們體內尚存的氣血、能量，我們也必需開始行動，扛起歷史輪轉到頭頂的重量。至少，我們可以做一個人。 

在中國的首都囚禁著「人類這個時代最為孤獨的」的一家四口人。我們曾寢食難安地聆聽耿和爆發的哭喊﹔曾羞愧地聆聽格格帶童音的，屈辱的哭泣。沉默了八個月後，我們終於聽見了高智晟堅忍的聲音，得知了他在這129 天裏的煎熬。在他理性的聲音後，是以強大的意志力隱忍的憤怒，是他所受酷刑的真相。以對於他人的悲憫和對待自身的自尊，他省略了受刑的屈辱和細節。在我們的意識中還原這一部份，感同身受地體會這人其實無法承受的痛楚，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高智晟人格的偉大之處。 

經由高智晟一家人歷經磨難的聲音，極權中國藏而未露的殘忍在世人面前呈現，我們所親臨的當代史。家就地成為無處逃脫的監獄，這在極權/後極權的中國不是第一次發生。第一次發生的，或許只是這座監牢的真相竟能奇跡一般通過一個脊骨拒絕彎折的年輕人接聽、錄音下來，再通過無遠弗屆的互聯網而赤裸裸展現在人們眼前。我們張大了耳朵親耳聽見的 - 這一點至關重要 - 是獨裁者最畏懼人聽見的。我們瞪大了眼睛見證的，是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鎖在地窖裏的秘密。然而出於誰之手安排的奇跡，我們聽見了，也看見了。和高智晟一樣，我們成為了不受欺騙的人。成為了不幸的知情者。而和孤獨，逆流而行的英雄一樣，做一個黑暗的知情者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不受欺騙的人」的不幸和中國弔詭的真實息息相關。由於資本主義繁榮發展的表象和後極權、消費文化施展的幻術，極權的殘酷遠遠落在了人們的視野之外。「平常人不知道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大衛廬色)正如平常人拒絕相信就在今天，中國偏遠的省份存在著關押法輪功修煉者，以摘取其器官而牟利的地下集中營。正由於今日中國超限發展的經濟太過耀眼、盲人眼目，同一個中國的野蠻、貧苦退隱入無形之中，彷彿它並不存在。人們所看見的真實，因此，發生了精神分裂般的矛盾。為了讓自己心安理得，人們成了幸福的受欺騙的人。高智晟的濤天大罪就在於他膽敢捋住虎鬚，把這人們寧願它不存在的黑暗曝曬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中國的首都北京，高智晟一家人被百名公安隔離在孤立無援的真空罩中。這是一種公開的囚刑。囚籠裏囚禁的，是人渴求自由的力量和「對人類正義的澎湃激情」。是人證實自身未完全死去的，海德格意義上的大寫的存在。而就如此眾多的人把一顆心繫在了北京朝陽區小關北裏11號樓來看，這間監獄囚禁的，是生活在當下的中國人對於生命不肯放棄，奮力一搏的心。抒情地說，它囚禁的是屬於每個人的，一顆渴求救贖的心。這就是為什麼當高智晟的聲音再度進入我們的耳朵，我們狐疑、憂慮了八個月的心終於得到了安頓。然而不可否認，聲音中隱含的信息又使心絞在一處。 

誰能釋放這被囚禁、傷害和侮辱的心﹖為了免除亞特拉斯在過重的地球下彎折，別無他法，我們必需把重量從他的肩上移過來。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人。為自己負責，為自己做出抉擇的人。獨立在歷史的潮流中而看清楚一切，勇於行動的人。能夠鎮定地、長久地凝視黑暗，不畏懼成為它的知情者，更不畏懼自己將為此而付出代價的人。高智晟終於傳來的信息是﹕做為一名不受欺騙的人，他已付出了絕大的代價。然而他從不後悔，甚至不為他的親人因此而承受的一切後悔 - 這是不落言詮的。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對於我的過去我決不否定，我也決不同意他人否定。」 

在這一場堅苦、漫長的奮鬥中，沒有畏懼，更沒有自我否定的空間。突圍來到眼前的高智晟證實了我們堅信的一件事﹕直到最後，熱愛真理的人不會改變。在他飲鴆而亡的那個黃昏以前，蘇格拉底整日和老友、弟子們討論靈魂不死。對他來說有兩種死亡﹕肉體上的死亡，和由於與正義為敵而導致的靈魂的死亡。他對於後者的畏懼遠遠，遠遠大過了前者。對於形上奧秘的知情者來說，那無疑是絕對的死亡。因此對於拒絕逃亡的蘇格拉底，選擇一點也不困難。在為了正義而犧牲還是做下錯事而苟延殘喘之間，選擇一點也不困難。 

對於兩千四百年後的我們，事情顯然有了根本的轉變。「把現代群眾和二十世紀以前的人最為強烈地區別開來的，或許莫過於他們對最後審判的失去信心。最壞的人失去了所有的畏懼，最好的人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在阿倫特寫下這句話的半個世紀後，在中國，情境唯有更加暗淡。然而由於高智晟，由於那些他為之辯護、上書，為之受難的法輪功修煉人，我們不得不重新把那一把古代的尺拿在掌中審視。當通過了慘烈牢獄的高律師再度出現在我們的地平線上，負載著人難以負荷的沉擔而沒有改變、彎折，那把古代的尺在天空再度旋轉，成為我們生存的尺度。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