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二十二）──（1）

中共的暴力屠殺：「六四」血案文革是鮮血淋漓、冤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但是文革和毛時代結束以後，雖然更換了新的領導人，雖然實施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但不管城頭變換怎樣的大王旗，中共及其領導下的政權，並未改變其暴虐的本性。1989年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的屠殺就是中共本性的再一次暴露。

「六四」緣起和形成階段中共從1985年到1988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對學生等知識精英提出民主要求的鎮壓，並沒有使學生和知識分子清楚的認識中共的本性，反而還對中共新領導人充滿了幻想。

1989年3月5日，拉薩發生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3月8日拉薩宣佈戒嚴。4月15日，已經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於胡在知識分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學生自發參加了悼念活動，並在悼念活動中對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達了不滿，尤其表達了對一些腐敗傳言很多的領導步步高陞的氣憤。這種情緒迅速蔓延，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當時遊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製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這樣的要求對政府來說顯然不能接受，而學生提出這樣的要求當然也不過分。中共的政府官員顯然並不知曉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僅不派人與遊行學生交流，而是派武警前去維持秩序，學生的愛國熱情受到壓制。學生的情緒在胡的追悼會上爆發。（選自64memo中華富強）
4月22日，在胡耀邦的追悼會上，學生強烈要求政府高官接納他們的請願書，並希望能夠看胡最後一眼。

這要求在中共領導看來是過分的請求，因此給予拒絕。情緒失控的學生請願者，擴大了遊行規模，繼續向政府提出他們的要求。西安、成都等地的遊行者還發生了焚燒汽車的過激行動。中共領導人沒有正面的回應，採取的措施是通過學校給學生施加壓力。學生的情緒因為沒得到安撫，相反，卻因為一些學生在衝突中被捕，更加大了學生的對立情緒。

學生們堅持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不滿學生會不能向政府反映他們的聲音，遂成立了向政府反映意見的北大學生自治會。後來全國很多高校倣傚成立了相應的組織，並成立了「高自聯」。此時，身居幕後、卻一言九鼎的鄧小平在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國外期間，聽了李鵬和中共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負責人的匯報後，斷言學運「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並且發表了「四二五講話」。

根據鄧的講話，4月2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史稱「426社論」，把學生的遊行請願活動定性為「動亂」。對文革有著模糊記憶的學生們知道參與動亂的後果，尤其政治上的定性將有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前途。85到87年因請願支持胡的學生在畢業分配中受到的整肅更讓他們不寒而慄。

這時學生們只有兩種選擇，其一是響應政府號召，停止遊行請願，等待後來的處分，俗稱「秋後算賬」。其二是繼續抗爭，至少能躲過動亂分子的帽子。學生們當然選擇了後者。（六四檔案-89）學生的想法是：繼續抗爭，最壞就戴上動亂分子的帽子，萬一政府良心發現，還能躲過這頂帽子。而如果不抗爭，則動亂分子的帽子已經戴上了。可能最關鍵的還是85到87年對學生的打壓過於殘酷，使他們非常恐懼承擔被打壓的後果。可以說，426社論的發表，將學生置於沒有退路的位置。

事態發展到現在，應該說基本是學生的自發運動，根本沒有後來所說的「受人煽動」的跡象，更跟所謂的「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趙紫陽搭不上界。對中共而言，平息學潮，要麼開槍鎮壓，要麼下台。中共當然不會選擇下台，而時任總書記的、對學生抱有同情的趙紫陽傾向採取溫和的政策。

當在平壤的趙紫陽接到中南海緊急電報後立即趕回北京，並且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反對實行軍管戒嚴，批評《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指示所發的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有錯誤。與此同時，趙紫陽還提出與學生進行對話的方案，要求「退一步」，並承諾對話的局面一旦失控，責任可由其本人出來承擔。但是鄧態度強硬，拒不接受。

此時，學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取消426社論，承諾不「秋後算賬」。中共以趙紫陽為首的政府答應了不秋後算賬的要求，但因為鄧態度的強硬，卻加大了426社論的宣傳力度。這使學生們選擇了對中共承諾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