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二十一)──（1）

維持不變的專制統治下的經濟改革開放

在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經歷了大起大伏的鄧小平重新執掌政權後，意識到了只有快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擺脫毛時代遺留的混亂的中國經濟狀況，才能繼續維護中共的政權統治。因此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並通過了實施經濟改革的政策，但對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卻諱莫如深。

根據中共近年公佈的資料，可以瞭解，當時中共內部在經濟改革上仍存在著分歧。以陳雲為首的「調整派」不主張改變現存的經濟結構，但主張縮減國家對重工業的發展規劃，刺激消費品工業的發展。而與之相對的「改革派」，不僅主張調整現行政策和發展次序以獲得更為平衡的經濟增長，而且要求改革現存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

「改革派」把市場力量看作是解決「計劃經濟」中存在的問題的途徑，提倡運用一些資本主義方式來加快經濟發展。鄧小平最終選擇了支持「改革派」。

而為了調和「調整派」和「改革派」的分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採用了把「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相結合的模糊提法。1979年春，中共新政府調整了工業發展比例，即大幅度減少了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投資，大量增加了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改革的序幕慢慢拉開了。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分別講述：農村經濟改革、城市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

農村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
毛代時在農村實行的人民公社，因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嚴重抑制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 年，中國安徽省出現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不過，其結果是兩個村在當年得到了驚人的農業收入。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

不久，中國所有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根據「責任制」，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允許農民與生產隊簽定關於使用土地的合同，允許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份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

到1983年底，中國98%的農戶變成了「責任制」的基本單位。1983年和1984年，農民被允許轉讓承包的土地和僱傭勞動力。為打消農民對政策多變的擔憂，中共新一屆政府又規定把土地承包的時間延長到15 年。

在政府的鼓勵下，農村出現了私人企業。醫療和教育設施也逐漸走向商業化。大多數農村幹部成為最初的一批受益者。而鄧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的「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它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更是進一步推動了有能力的農民的幹勁。

應當說，中國農村的改革在最初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經濟結果。從1978年後，農業總產值以每年9%的速度遞增，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也明顯提高。在其後的5年裏，農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一部份地區的農民先於其它地區富裕起來。

但是，農村的經濟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帶來了相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一，非集體化生產導致農村生育率開始增長，因為一個家庭擁有越多的勞動力走向致富的機會越高。

這自然同中共政府提倡的「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節育政策相衝突。因而出現了強迫婦女流產和婦女殺死超生的孩子的人間悲劇。其二，鼓勵農民從事個體經營對其它長遠和普遍利益帶來了負面影響。由於以往的公社、大隊等集體性組織逐漸萎縮，對農村老年人、殘疾人和貧困戶進行照顧的資金越來越少，一些地區的公共診所關閉，學校入學人數減少。

而中共政府對此並未投入相應的資金，使上述情況在90年代愈加嚴重。其三， 一些地方政府和農民為了謀取短期效益，大量砍伐樹木，佔用耕地興建房屋，破壞環境，致使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其四，由於傳統的士紳階層在中共建政時被徹底打倒，農民的思想教化一直存在著真 空。

改革開放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又缺乏道德上的教化，使曾經淳樸的農民變得不再樸實。其五，經濟改革引起的長期後果是農村經濟出現了不平等的發展，農村出現了新的階層分化和社會衝突。一部份先富起來的人通過利用他人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更加富足，而大部份農民則從相對的富有到相對的貧困。一些無所事事的農民成為危害鄉里的流氓。

其六，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在90年代出現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而這同中共強調的實現「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相悖的。90年代農民生活狀態惡化不能不說是政府的錯誤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