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3）

作者 心緣

五、戰時農業建設。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徵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甚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戰時教育文化建設

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使是於烽火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忍痛免去自己的得力助手陳立夫的所有職務，專任教育部長之職，以解決抗戰期間青少年就學受教育的大問題。

陳立夫一上任，立即招收淪落流亡街頭之淪陷區教師和青年學生，成立戰時流亡中學。如國立一中在河南晰川縣上集鎮、國立五中在甘肅天水成立，並責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廳成立流亡小學和中學。同中共掌權後對中國人民施行的恐怖鎮壓性勞動教養不同的是，國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將流浪學生收容起來、接受正規教育並養育起來給飯吃。

陳立夫在抗日戰爭八年中任教育部長七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萬的流亡青年免於凍餒，而且也為國家培養出不少人才。據說在成才者中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流亡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