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田
告訴美國朋友我的英文名字叫弗蘭克(Frank),有的人欣然接受,就用了起來。有的呢,尤其是去過中國、對中國有所瞭解的,會滿面狐疑的追問,這是你的真實名字嗎?不得已,只好坦白,說從法律上講,還沒來得及改,但就這麼約定俗成的叫上了,圖個方便。還有更學究氣的,問為甚麼叫弗蘭克,有沒有甚麼原因。
說起來,用這個英文名字還真有點淵源,它跟我的第一個業餘英文老師有關。在北大讀研究生時,系裏幾個哥們兒比較要好,做事情都在一起。一天,一位老兄興沖沖的告訴我們,他認識了一個美國女孩兒,中文名字叫盧飛麗,是北大的外國留學生,從美國來的,願意跟我們組成一個學習小組,她教我們英文,我們教她中文。我們幾個都高興壞了,忙不迭的就答應了。
第一次見面,大家都挺高興,互相介紹之後,她說要給我們每人起個英文名。看著我時,她幾乎沒加思索就說,「你就是弗蘭克」(You are Frank!)。就這樣,這個名字就跟我到了今天。告訴朋友這個典故時,有愛鑽研的還說,也許她是覺得你長得像「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吧。當時我還傻乎乎的問,弗蘭克.辛納屈是誰呀,有名氣嗎?後來才知道,辛納屈是一位著名歌手,還是演員、電台、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唱片公司老闆。
話說回來,盧飛麗的英文名字記得是Felicity Lufkin,她取的中文名字音、意都非常好。飛麗的性格也很爽快,我們都非常喜歡她,有時還邀請她去我們亂糟糟的研究生樓活動室跳舞,她也毫不介意,跳得很高興。來美國後,好像跟她聯繫過一次,後來就失去了聯繫。不知她今天是否還在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如果是的,她也應該是個老資格的「中國通」了。
最近,今日美國報有一篇大維.林奇(David J. Lynch)的文章,介紹了一本新書,講的是兩個美國人,一個是叫約翰.龐福瑞(John Pomfret)的中國通,另一個作者叫亨利.霍爾特(Henry Holt)。他們新書的題目是「中國的教訓:五個同學和新中國的故事。」
1980年,龐福瑞還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剛讀完大三,他就作為第一批美國的交換學生去了中國。那時,中美之間直飛的航班都沒有,他必須先飛香港,再坐火車到北京。語言訓練之後,他去了南京大學,跟七個中國大學生擠一個寢室。他的書寫了其中五個人的故事,讓龐福瑞的書有價值的,是那些以美國人的視角、近距離觀察中國人的描述。
五人中的一個叫老吳,父母在文革中雙雙被打死,另一個在他的村子裏拷打過別人。就像林奇所說的,美國的中國研究者有兩類,卑躬屈膝的「熊貓擁抱者」,和與之相對的「赤龍斬殺者」,作為華盛頓郵報記者的龐福瑞,林奇說他兩面都不是。
很有意思的,是龐福瑞在聽說他的同學老吳居然接受了按中共旨意粉飾、撰寫文革史的寫作工作,他大吃一驚,覺得不可思議,想不通為甚麼有人會去美化一個殺死了自己雙親的血腥運動。但是,在今天的中國人中,有幾個會跟龐福瑞有同樣的感覺呢?這可能是我們與「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境界相去越來越遠的一個寫照。
龐福瑞認為,雖然中國人很擅長為美國市場製造廉價商品,但過去幾十年的極權統治,卻使得中國人變得玩世不恭、道德淪喪、並且全部喪失了正的信仰。壯哉斯言,這的確是一雙銳眼,旁觀者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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