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去中國投資要懂「臨界點」
九十年代中期後,農民的利益受損很厲害,96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還以
26%的速度增長,四、五年之後,這一速度下降到2.1%。再後來問題更加嚴重,於是,農民怨聲載道,不滿情緒高漲,可以說,只差陳勝、吳廣和那根「桿子」
了。就在這時,政府開始重視「三農問題」,出台了農業政策。儘管政策還帶有安撫和修補的特徵,但,總歸是有了變化。
房地產,最初大力發展它的是政府,現在極力抑制它的還是政府。為甚麼?因為,當初大力發展它,可以帶動GDP增長,GDP的增長可以緩解眼下的許多矛盾,我這一屆政府暫時可以舒服了,不舒服的是下一屆了。但後來,房地產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已經威脅到銀行的安全進而威脅到政權的穩定時,當屆政府已經躲不過去了,於是,就不得不重拳出擊,甚至不惜採用行政和政治的手段,來解決房地產的問題。
損人利已的股市政策延續了十幾年,已經走入盡頭。股民死,券商、基金
也快活不下去,融資功能喪失,股市幾乎成了一潭死水。「國九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台的,它並不是政府良心發現,對投資者發慈悲,而是原有政策,既不僅損人,也已經損已了。
信用的喪失是最大的問題,這個信用不僅是政府公權力在百姓心中的喪失,而且是在商人中的喪失。最近,中國基金們在1100點以下拚命做空,根本不顧政府及社會的穩定,讓中國金融市場陷入前所未有的信心崩盤危機中,就是這個現象的具體表現。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臨界點」的概念。只有當一個問題處於「臨界點」的時候,中共才會為了政權的穩定採取必要的措施。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商人,只要你在這個,臨界點以
內,任你胡作非為,只要不威脅到中共利益和穩定,你如何賺錢都是「合法」和「安全」的。從而,大家也就明白為甚麼當每個海外商人向我詢問投資中國的風險的
時候,我就會問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的原因了。
作者簡介:草庵居士出生在中國天津,獲多個學士和碩士學位。目前任美國泛美銀行(Pan-America Capital Inc)副董事長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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