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正在展開激烈的競賽。專家表示，由於對人工智能的掌控可能決定世界經濟和軍事的領導權，這場競賽的走向對中美兩國的未來都至關重要。
為了評估中美人工智能競爭的現狀，《大紀元時報》採訪了國防和網絡安全領域的10位專家。大多數專家一致認為，美國在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計算能力（簡稱「算力」/compute）規模以及微晶片質量等方面都保持領先地位。
然而，中國已經證明能夠以遠低於西方頂級競爭對手的成本和計算量，高效地開發出AI模型，效果足以匹敵美國模型。這種高效性部份得益於「蒸餾」（distillation）技術，使用該技術，中國的AI模型能夠模仿美國模型的輸出結果。此外，中國龐大的製造業能力也令其在快速部署和疊代AI產品方面具有優勢。
人工智能是中共黨魁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9月華盛頓會談的核心議題之一。華盛頓尋求與中國開展雙邊合作，以防止最強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被恐怖份子和犯罪集團利用。然而，據《大紀元時報》此前援引內部消息人士的判斷稱，北京不太可能做出實質性承諾，因為中共懷疑美國提出這一安全舉措的實質目的，是要評估中國的技術能力和漏洞。
現在，北京將人工智能視為與美國抗衡甚至超越美國的戰略工具。專家警告，這種轉變將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秩序。
多年來，習近平一直將人工智能發展視為國家優先事項而投入大量的國家資源，強制要求在各個經濟領域實施人工智能，並開始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包括數據中心和發電廠等。
專家表示，中共也在加速部署人工智能武器和其它軍事能力。而在幕後，它正在將人工智能用作黑客攻擊和資訊戰行動的秘密網絡武器。
一些專家認為，中國日益明顯的計劃經濟特徵是一種優勢，因為自上而下的官方指令可以立即掃清監管障礙；而相比之下，美國的監管障礙現象卻相當嚴重。
不過一些專家指出，中共的國有經濟模式也存在弊端，因為它會限制創新，而且常常導致資源浪費。
華盛頓方面非常清楚人工智能領先地位對經濟和安全的影響，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最近接受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總部位於加州洛杉磯）採訪時也強調了這一點。「如果中國在這方面勝出，那麼『後天』將不復存在。」他說。
（譯註：「後天」的說法來自於2004年上映的美國科幻災難片《明日之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香港、新加坡譯《明日之後》）。該片由羅蘭·艾默瑞奇執導，描述全球寒冷化後造成新的冰河時期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大多數專家都認為，情況或許沒有世界末日那麼嚴重，但他們也絕對不會輕視。
「如果我們都能認同，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能力是人工智能的能力，並且這種能力可以用來實現經濟和政治目標，那麼我們就必須充份利用這種能力。」科技軟件公司Splunk（總部位於加州三藩市）和數據分析公司Databricks（總部位於加州三藩市）的前安全研究負責人、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平台Crogl（總部位於新墨西哥州）的聯合創辦人蒙齊·梅爾扎（Monzy Merza）說。
在國家安全領域，這種緊迫性可能更為突出。
「人工智能是近未來幾十年乃至未來幾十年內最重要的武器系統。」總部位於維珍尼亞州的人工智能情報和風險分析公司Babel Street的美國政府領域高級副總裁麥克丹尼爾·威克（McDaniel Wicker）表示。
這位前美國空軍情報官員告訴《大紀元時報》：「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將人工智能融入國家安全的時期，這與原子能時代極為相似——就像二戰之後擁有了原子彈一樣。」
「如果一方遠遠領先於另一方，那麼國家實力上的失衡就會顯而易見；如果美國遠遠落後於中國，那麼中國就會利用其優勢，更快地做出更多決策，更快地取得更多進展。」
美中兩國究竟誰贏？
「就誰是這場競賽的贏家而言，我認為我們顯然是贏家。」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簡稱AFPI）人工智能和新興技術高級顧問喬爾·泰耶（Joel Thayer）說。
他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從任何可以想像的指標來看，美國都佔據了明顯的優勢。」。
然而，其他專家並不認為局勢已經如此明朗。
「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美國的AI生態系統更加強大。」人工智能治理和網絡安全諮詢公司Digital 520的行政總裁兼首席顧問挪亞·肯尼（Noah Kenney）說。
「美國擁有先進的晶片設計技術。我們擁有更完善的雲端基礎設施和數據中心，還有大多數重要的尖端機型。」
他補充，中國也有一些自己的優勢。
「中國在供應鏈零部件方面遠遠領先於我們。」
「實際上，我們在美國研發了很多先進的硬件，但如果沒有中國提供的供應鏈，就沒有辦法大規模生產。」
中國的製造業能力對於人工智能設備的快速推廣應用尤為有利。中國已經在無人機市場佔據主導地位，同時也在自動化和機械人領域投入巨資。
「即使擁有地球上最先進的技術，但是如果沒有能力推廣應用，那麼這些技術的用途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人工智能和合規專家大衛·阿克曼（David Ackerman）說。
他表示，在錯綜複雜的監管環境之下，特朗普政府為將關鍵製造業遷回國內所做的努力遲遲未能見效。
「至少在公開層面上，人們對美國提升製造業能力和加強關鍵基礎設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然而，遺憾的是，和這些項目資金相關的政策和程序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他向《大紀元時報》解釋道。
「你不可能讓一艘戰艦90度轉彎。……無論在人工智能領域還是在能源領域，我們還沒有看到保持競爭力所需的加速發展。」
阿克曼表示，SpaceX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提議在太空建造數據中心，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對政府監管的繁文縟節的感到沮喪。
「像馬斯克這樣的人更希望監管制度能夠作出調整，從而更有利於加快發展的速度。」
強力反彈
「計算能力的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它與能源密不可分。因此，挑戰在於各國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台灣人工智能實驗室（Taiwan AI Labs）創辦人杜奕瑾（Ethan Tu）表示。
「我們可能會遇到因為遇到能源樽頸而導致發展停滯的情況。」他向《大紀元時報》解釋道。「雖然業界此前已經將晶片視為主要制約因素，促使存儲器和晶片的產量大幅增長，但是能源上的限制很可能成為下一個主要障礙。」
據總部位於特拉華州的商業能源採購平台BOX Energy Solutions的能源戰略主管斯科特·埃貝林（Scott Ebeling）稱，美國科技巨頭試圖快速建設用於人工智能的巨型數據中心，目前已經遇到了能源樽頸。
他在《大紀元》影片（Epoch TV）節目「市場內幕」（Market Insider）中透露，一個「超大規模」（hyperscaler）數據中心可能消耗一吉瓦的電力，這個電量足以供大約100萬戶家庭使用。儘管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正在加速，但是電網仍然無法以科技公司計劃的速度來應對新的數據中心的需求。
「我不認為事情會像這些預測所說的發生得那麼快。」他說。他以變壓器為例加以解釋。變壓器可以將高壓輸電電壓降至消費者可以使用的較低電壓。
「2020年的時候，變壓器通常14周就能恢復運行。現在，卻要兩年時間了。」他說。
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國內電力生產——涵蓋煤炭、水力、風能和太陽能發電——為其工業和科技領域提供了充足而且低成本的電力供應。
據埃貝林稱，中國大型數據中心支付的電費大約只有美國同類數據中心的一半。
他指出，北京自上而下的指揮體系是中國電網快速擴張的關鍵因素。
「如果中國政府想修建一條輸電線路，而某個社區剛好位於輸電線路上，他們會直接將那片社區夷為平地。」他說。
中國能贏嗎？
專家們一致認為，中國不太可能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取得絕對勝利。
「他們的計算能力不足以真正與我們的前沿模型競爭。」泰耶說。
相反，中國專注於開放權重模型，這類模型的數值參數向公眾發布，用戶可以下載並進行調整。
「這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開放權重模型需要的基礎設施要少得多，因此可以快速部署投入實際應用。」他說。
多位專家指出，在各項性能基準測試中，中國模型的表現已接近美國模型。
「中國已經基本消除了模型之間的基準差距，而且他們在開發超高效模型方面尤其強大。」肯尼說。
但是對於這些測試結果，似乎存在一些重大的保留意見。
9月8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和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簡稱CISA）聯合發布公告稱，六家中國人工智能公司至少從2024年底開始，就對美國前沿模型進行了「大規模的、具有侵略性的、惡意的、有針對性的蒸餾活動」。
蒸餾（distillation）是指對一個人工智能模型進行大量查詢，然後利用其輸出結果訓練一個新的人工智能模型。這樣，新模型就能夠以更少的訓練和計算量，模仿出原模型的回答。
目前尚不清楚這種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人工智能模型的發展。一些專家認為，這些中國模型表現卓越，主要是藉助來蒸餾技術而；另一些專家則認為，這種效率和中國更廣泛的創新能力有關。
「對於人工智能基準測試，我們必須謹慎判斷。」杜奕瑾說。「因為這些性能是在固定的測試框架內取得的。」
他指出，中國的人工智能模型似乎是經過專門訓練，以超越基準測試。
「雖然中國模型在已知標準答案的任務上表現非常出色，但它們在預期測試（有時被稱為『體驗式』或『真實世界感覺』測試）中往往表現不佳。」他說。
「這主要是因為這些模型過份強調考試式的表現，而當應用於實際行業用例中各種不同的真實場景時，可能會導致結果不盡如人意。」
以這種方式開發的模型會存在固有的侷限性。
「根本問題在於，中國很大程度上是仿傚美國的系統進行開發；因此，雖然中國模型的表現可以接近美國模型，但很難真正超越它們。」杜奕瑾說。
對此泰耶舉了一個例子作類比。
「可以把我們想像成一艘快艇，而他們就像跟在我們後面玩滑水一樣。他們的速度基本上取決於我們的速度，如果我們減速，他們也會減速。」他說。
中國早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正在試圖快速提升計算能力，減少對蒸餾技術的依賴。但泰耶認為，這樣做會背離中國的核心戰略。
「如果他們通過創新擺脫困境，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但我認為，中國人工智能建模的根本目的，是確保他們的投入不會像美國那麼多。」他說。
「他們想用人類所能達到的最低成本來實現建模的目標……但我實在看不出，這怎麼能算得上是一種的制勝策略。」
即使中國沒有最好的模型，也可能通過更低的價格來搶佔市場份額。一些專家表示，這似乎是它的策略。
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黑客、現任網絡安全諮詢公司應用網絡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Network Security）教師傑克·威廉姆斯（Jake Williams）指出，中國開發的小規模開源模型可以免費下載，因此很難實現商業化。
但商業化可能並非中共的最終目的。相反，中共似乎試圖將儘可能多的用戶鎖定在其生態系統之中。
杜奕瑾表示，中國的「目標是讓這些模型得到廣泛應用，從而最終令它們成為標準」。
梅爾扎表示，作為回應，元宇宙（Meta）和Google等美國公司也發布了免費的開放權重模型。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足跡之戰。」他向《大紀元時報》描述道。
然而，在建立市場主導地位方面，中國面臨著一個主要的障礙：信任。
「人工智能是一個關鍵的訊息平台——類似於5G基礎設施——因此，是否使用它以及它是否值得信賴，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杜奕瑾說。
「雖然中國目前的模式很容易複製，而且通常允許初期免費試用，但是建立真正的信任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梅爾扎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他說，他的歐洲客戶對美國的AI模型「多少有點不信任」，但他補充，「我沒有聽說有人說他要轉而使用中國的模型，因為對中國模型的不信任程度甚至更高。」
他說，這不僅僅是將敏感訊息交給人工智能平台的問題。
「這固然是一個需要考慮的方面，但是（主要的擔憂）在於：這個模型會不會欺騙我，或者給我不完整或者錯誤的答案，或者消耗過多資源而無法切中要點？因為它是一個外國開發的模型，而削弱美國的能力符合那個外國實體的利益。」梅爾扎說。
此外，由於美國目前處於領先地位，因此它擁有設定議程的能力。
「從治理、安全和私隱方面來看，現在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掌控著當前的局勢——甚麼是可以接受的，甚麼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們可以認定：中國開發的人工智能缺乏防護措施，或者缺乏適當的安全保障。」肯尼說。
如果中國贏了呢？
大多數專家認為，中國的人工智能能力在短期內不太可能超越美國。但有一種可能性可能會使判斷變得複雜：中國可能擁有超出其公開承認範圍的秘密人工智能能力。
「他們可能在隱瞞這一切。」泰耶說。「中國的運作完全不透明，所以很難看清他們的底細，了解他們在做甚麼。」
所有專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取得領先會對美國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將帶來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的後果，而且這些後果大部份是相互交織。
「人工智能已經滲透到製造業、物流業、金融業、醫療保健業、軟件業、機械人業和科學研究等各個方面。」杜奕瑾說。「因此，人工智能的應用越廣泛、能力越強大，就能在這些不同領域建立更大的領先優勢。」
他指出了「數字殖民主義」（digital colonialism）的預測。
「如果較弱的國家無法建立自己值得信賴的平台，而必須依靠較強國家的平台才能生存，那麼平台所有者必然會獲得巨大的權力。」杜奕瑾說。
「這一點在中美兩國爭奪人工智能霸權的競爭中尤為明顯，雙方都在爭奪制定議程和主導該領域的權力。」
阿克曼表示，中國已經在某些行業佔據主導地位，而且憑藉人工智能方面的優勢，「他們將在更多領域施加更強的控制力。
「中國確實是以『全政府、全社會』的方式來面對世界和國際舞台的。如果它在人工智能領域擁有經濟優勢，就會出於許多其它原因來利用這種優勢。」威克爾說。
「不是說讓他們進入市場獲取利潤，而是成為施加國家力量的另一根槓桿。」
梅爾扎表示，北京可能會免費向其它國家提供人工智能技術，然後如果這些國家「不同意中國的立場」，那時他們就將技術作為籌碼進行要挾。
「他們只需要關閉某個功能，然後說我們再也用不到了。」他舉例說。「他們可以說，我不會再向你們提供下一代的人工智能技術了。我會把它給你們的對手。」
網絡戰
人工智能帶來的直接安全威脅主要分為兩類：網絡戰（cyber warfare）和軍事應用（military application）。
「即使在今天，人工智能在國家安全領域已經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如果中國能夠超越美國，那麼無論在區域層面和全球範圍內，你會看到他們越來越多地利用這個優勢。」威克爾說。
中共政權長期以來一直是網絡安全威脅，營運著一支由國家支持的龐大黑客網絡。其行動遠遠超出了常規的情報收集範疇。
「我們絕不會入侵他們的一間公司，竊取商業機密，然後交給我們自己的一間公司，還說『拿去用吧』，對吧？這種做法在我們這裏會成為醜聞，對吧？」威廉姆斯向《大紀元時報》說。
「（在中國，）這再正常不過了，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台灣安全研究院（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簡稱INDSR，總部位於台北）戰略與資源部主任蘇紫雲（Su Tzu-yun）表示，數據盜竊僅僅是開始。
「一旦入侵成功，攻擊者就可以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篡改數據，造成嚴重的訊息誤導。」他向《大紀元時報》解釋道。
「由此造成的損害可能遠遠超過單純的數據盜竊，因為它可能使一個國家陷入混亂。」
梅爾扎表示，他的客戶大多是關鍵基礎設施營運商，他們不僅非常擔心黑客攻擊，還非常擔心「以人工智能模型或劣質計算基礎設施形式」進行的滲透。
「這個話題是他們最關心的，因為其中許多客戶先前都曾經領教過安全漏洞的影響，這些漏洞都是由中共主導或者與中共有關的。」
他指出，Anthropic和OpenAI等美國公司已經展現出「人工智能發起網絡攻擊或發現系統漏洞的能力」。
這種能力既可用於進攻，也可用於防禦。
「這是美國必須擁有的重要戰略優勢，也是我們很多客戶所關心的，他們也希望擁有這種優勢，以便更好地保護自己。」他說。
泰耶爾很清楚，中共的主要攻擊目標會是關鍵基礎設施。
「如果他們的人工智能能力接近我們目前的水平，以至於我們無法挫敗他們的網絡攻擊，那麼這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造成毀滅性打擊。」他說，並強調必須擁有足夠強大的人工智能來擊敗「他們所能開發出來的任何模型」。
然而，中共對網絡戰的理解遠遠不止發動網絡攻擊。
網絡影響行動
「中國非常擅長塑造思想戰場，並利用技術來實現這個目標。」威克爾說，他指的是中共政權的網絡影響力行動。
「人工智能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將認知空間武器化，更迅速更精確地針對更細化的人群來打磨和製作訊息。」他說。
一些專家指出，認知戰已經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得到應用。
阿克曼指出：「中國在美國開展了一場非常成功的運動，令公眾對數據中心的看法變得負面。」
網絡攻擊目標的定位已經精細到足以鎖定特定的個人。與中共有關聯的網絡攻擊者已經開始部署高度個性化的魚叉式網絡釣魚攻擊——誘騙目標打開惡意網站和附件，其目的通常是為了竊取用戶數據。
阿克曼說，人工智能在影響力行動中能夠實現同樣的個性化，「尤其針對高價值目標群體」。
人工智能處理海量數據的能力也使中共政權得以將一些國內鎮壓工具轉向國外。
「他們已經實施國家監控幾十年了，但是現在他們能夠利用所有這些訊息了。」阿克曼說。
「他們能夠對人類行為進行建模，細緻到面部表情層面，他們可以追蹤行為模式，追蹤你能想像到的幾乎任何事情。
「現在他們能夠推定各種各樣的結論，然後進行外推，再將同樣的數據用到其它國家身上。」
在國家安全領域，這種危險不僅限於虛假資訊，還包括認知操縱。
「有很多例子表明。我們曾經出於好意（例如幫助有自殺傾向的的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將心理學、語言學等知識教給了人工智能。但是其中有些人工智能技術已經發展得如此成熟，以至於我們不僅可以植入虛假資訊，還可以植入某種觀念，讓人們誤以為自己是在自由選擇，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總部位於加州聖地牙哥的ACSI Labs諮詢公司的人工智能戰略家兼行政總裁尼爾·薩霍塔（Neil Sahota）說。
威克爾表示，中共的影響力行動一直是台灣方面的主要擔憂，尤其是在他們如何「影響台灣訊息空間、社交媒體和流行文化生態系統中的意見領袖」方面。
「中共熱衷於拉攏人心。我認為多年來他們在這方面一直都很擅長。而且我認為，科技的發展讓這一切變得更加容易。」他說。
「我確信存在更多蓄意的行動，那種情況下他們實際上是在花錢買影響力，但是也有很多時候，他們只是讓自己的觀點看起來更有吸引力，或者圍繞著西方思想和價值觀製造一點點質疑。」
薩霍塔警告，影響力行動甚至在軍事領域也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如果能夠影響決策環境，就不需要用黑客攻擊無人機或導彈了，對吧？關鍵在於那些真正做出這些決定的人。」他向《大紀元時報》解釋道。他指出，人工智能具備「生成可信的情報」和「合成證據」的能力。
「虛假資訊確實會誤導你採取錯誤的軍事行動或報復策略。這威力非常大。」他說。
由於速度極快，人工智能還可以發起「認知拒絕服務」（cognitive denial of service）攻擊。
拒絕服務攻擊（denial-of-service attack）是一種網絡攻擊，通過向目標伺服器發送大量虛假流量使其超載，從而阻斷止對網站或在線服務的訪問。
「人工智能對人類也能做類似的事情。」他說。
「你可以用看起來很可信的訊息，以極快的速度淹沒分析師、高管或選民，令他們應接不暇，根本來不及去核實。」
他還說，另一種令人擔憂的可能性是「毒害經濟模式」（poisoning economic model）。
他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操縱數據流」（manipulate data streams），例如「供應鏈預測」（supply chain forecasting）和其它經濟數據，從而影響信用度、保險分析和許多其它數據驅動型服務。
威廉姆斯指出，在某些情況下，中共甚至不需要進行軍事行動——僅僅是展示它具備這種能力，就可能造成嚴重破壞。
「例如，如果中共放風說它可能會影響選舉結果，即使實際上並沒有這樣做，這也給其他人提供可乘之機，趁機聲稱『那肯定就是他們幹的，對吧？』」他說。
軍事用途
美國和中國軍方都在推進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
薩霍塔說：「中共將人工智能轉型視為其軍事戰術下一場革命的核心。」
但是兩國在具體做法上存在顯著的差異。
威克爾表示，「美國軍方和國家安全部門在接受和實施人工智能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他原本以為「會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勢力不願意讓電腦取代他們的工作」，但是據他觀察，無論是職業官員，還是現任和前任政府，都在「積極推動人工智能的應用和實施……並且真正地想出了一些創新方法來利用這些技術」。
「在針對中國的情景規劃中，這確實處於我們所有軍事規劃和戰爭模擬的最前沿。」他說。
但就部署人工智能武器（例如自主無人機）而言，美國則採取了謹慎的態度。
「在西方，自主系統涉及巨大的倫理考慮，人們也擔心究竟是誰在執行可能致命的行動。」他說。
「在美國，你可以看到許多自主系統都是非致命的。」
肯尼對此表示贊同。
「這項技術確實已經存在了，現在的問題是：人們是否願意使用它？」他說。
「就我觀察到的情況來看，人們在使用這些工具時大多表現得十分猶豫。」
薩霍塔表示，這種猶豫歸根結底是源於對「將人類生命量化」（quantifying human lives）的做法感到不適。
「這麼說吧，如果你要讓人工智能扣動扳機，那麼你必須能夠告訴它，這名士兵的生命價值為X，這座建築物的損壞價值為Y，平民傷亡價值為Z。」他說。
「把事情簡化成一個等式很容易，但這並不是人們看待人命的方式。」
一些專家——特別是那些與美國軍方和國家安全界打交道的專家——一致認為，美國政府正在確保人類操作員對致命且高風險的人工智能部署保有最終控制權。
阿克曼指出：「目前，人工智能的絕大多數應用僅僅是梳理各國能夠獲取的所有數據和訊息，並將重要內容提煉出來供人查看。因此，整個流程中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工干預。這種設計有意放慢了部署的速度。」
威克認為，這種狀況應該保持下去。
「在涉及關鍵決策時——例如某人是否應該獲得福利、是否應該被允許入境、某個目標在軍事背景下是否合法等等——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絕不希望由機器來作出決定。」他說。
由於中共軍方的行動很大程度上是不透明的，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目前尚不明確。然而專家們一致認為，中共政權似乎不太關心自主武器的倫理問題。
阿克曼說：「我們來自截然不同的政治結構、截然不同的信仰體系和價值觀——方方面面都截然不同，對吧？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樣做完全沒問題。」
這正是中國製造業實力發揮作用的地方。
「他們不僅可以建造這些系統，而且可以大規模生產，並在需要時大量部署到戰場上。」威克爾說。
在實際軍事衝突中，其後果可能尤為嚴重。中共軍方從來都沒有掩飾自己正在為攻佔台灣而研發人工智能武器的事實。如果美軍介入，衝突中雙方都可能動用無人機群。
當戰場上既有無人機也有人類時，如果一方需要仔細確認審批每個人類目標，而另一方卻可以讓人工智能武器一次性識別並消滅所有目標，這對美方來說可能是一個相當大的劣勢。
「這確實會令潛在行動的推進速度大大延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確實略佔優勢。」威克爾說。
威廉姆斯也承認了這一點。
「需要等待確認的一方造成的損害會較小。」他說。
「如果這是一場消耗戰，只要你的對手必須進行人工干預，你每次都會獲勝。」
但他指出，從長遠來看，這種策略可能會適得其反。
「如果你的最終目標是與戰後剩餘的平民共存，我認為無差別打擊可能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好方法。」
專家建議
接受採訪的專家們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許多建議。
他們承認美國政府對先進電腦晶片的出口管制是必要的，但他們也一致認為，這些管制只能起到減緩中國速度的作用。
「中國擁有強大的模型，這並不能證明（美國的）管控措施失敗，但我認為這確實證明，單靠管控措施無法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因此，國內產能和創新必須起到應有的作用。」肯尼說。
「你可以一直防守，但如果你想入球，最終還是得發起進攻。」
他還建議制定「某種形式的出口戰略，真正使美國的人工智能成為新興市場盟友的首選」。
蘇紫雲建議加強出口禁令的執行力度。
「對於阻止向中共輸送晶片的走私企圖，與世界各地的海關機構合作至關重要；這是在行政和監管方面對禁令的必要補充。」他說。
阿克曼強調了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
「我們需要修建更多輸油管道，我們需要修建更多發電廠，我們需要支持我們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需要增加國內製造業，如果我們不做這些，我們將始終處於脆弱狀態。即使不是人工智能，也會是下一個威脅。」他說。
前FBI的IT主管、現任JWR Strategies公司負責人傑森·理查茲（Jason Richards）表示，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將是一個持續的挑戰，尤其是在將其集成到敏感系統時。
「當兩台電腦互相通訊，兩個系統互相通訊時，這算是一種可信連接嗎？」他問道。
他還強調了「韌性」（resiliency）。
「那意味著，如果真的發生了不好的事情，你會怎麼做？」他向《大紀元時報》解釋道。
「對於其中一些模型，我們必須配備斷電開關。」
他還指出，公眾也要承擔起部份責任，並強調人們需要提高識別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能力。
「消費這類媒體的個人需要成為負責任的消費者，並對內容進行核實。」他說。
威克爾建議，身居領導職位的人士需要學會既能接受也能拒絕人工智能提出的建議。
泰耶建議，美國需要加大力度阻止中國對美國人工智能模型進行「蒸餾」。
「我們還應該確保阻止數據流向中國，並確保美國擁有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市場，這樣人們就不必依賴從中國獲得的廉價仿冒品了。」他說。
多位專家一致認為，美國政府不應該採用任何中國人工智能產品，這一點毋庸置疑。
「我不認為我國政府會在近期，甚至永遠，採用任何中國人工智能模型。」理查茲說。
美國政府也已經開始向私營企業施壓，要求它們避免使用中國的人工智能技術。
肯尼說：「他們已經非常明確地表示，他們不希望中國產品以這種方式被使用，至少在現任政府的領導下是這樣。」
杜奕瑾建議通過監管手段將中國人工智能擠出市場。
「重點應該放在建立模型評估標準上——確保符合人權、私隱、公共安全和民主普世價值。」他說。
他指出：「中國的人工智能必須遵守中共政權關於內容審查的要求，如果我們基於人權、民主和自由等普世價值來評估模型，那麼中國的模型自然會被淘汰。」
（英文大紀元記者Yi Ru對本報道亦有貢獻）
原文：Is America Winning the AI Race? We Asked 10 Expert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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