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歐盟對華政策走到「臨界點」

中歐關係近來非常熱鬧。10月8日至9日，中歐貿易與投資對話（TIC）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此前一天，7日，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對華立場強硬的決議，認定中共的產業政策對歐盟構成「生存威脅」、敦促迅速採取行動應對，稱北京是俄羅斯戰爭的「關鍵推動者」，呼籲在台灣海峽及其周邊地區保持「持續的（歐洲）海軍存在和聯合演習」等等。

決議呼應了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9月16日年度歐盟「盟情咨文」的觀點：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每天10億歐元、已到臨界點」，「第二次中國衝擊已經發生、正在推動歐洲去工業化」，歐盟將動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應對歐中貿易失衡。

事實上，今年6月18日至19日的歐盟峰會，既授權歐委會與中方「對話需要產出成果、同時備齊防禦工具」。隨後，6月29日，中共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馬羅什 ‧謝夫喬維奇在布魯塞爾舉行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TIC）首次會議，設立了貿易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世貿組織（WTO）改革四大工作組。9月上旬，謝夫喬維奇公開要求中方就解決雙邊貨物貿易失衡問題作出明確承諾，並設定在10月初前採取「初步行動」。這被形容為對中共發出「最後通牒」。

從上述時間線來看，歐盟這次是動真格。如果中共繼續忽悠，不在緩解貿易失衡、改善市場准入、出口管制（如稀土及關鍵原材料）等領域採取行動，歐中經濟戰可能就真開打了，其規模、力度和影響力將遠遠超出2021年的「制裁戰」。

換句話說，歐盟對華政策的確走到了「臨界點」。

當然，與美國相比，歐盟走到這一步，是比較慢的。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將中共界定為最主要的對手；而2019年版的歐盟對華戰略文件，對華關係卻是「三重奏」——同時將中共視為「合作夥伴、經濟競爭者、系統性對手」。甚至不顧美國反對，2020年與中共簽署全面投資協議。

不過，歐盟很快就遭遇了中共的鐵拳。主要兩件事。第一件事，2021年初，習當局高喊「東昇西降」，當時歐盟針對「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共4名官員及1個實體進行象徵性的制裁（「六四」以來首次），中共覺得有實力教訓歐盟了，對歐洲的10名個人和4個實體實施反制裁，導致歷史性的《中歐投資協定》遭凍結，中歐陷入政治僵局，直到2025年才迎來階段性破冰。第二件事，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共暗中支持俄羅斯，中歐形成了事實上的戰略對峙，決定性的影響了中歐關係。

自此，歐盟對華政策開始實質性的變化。2023年12月13日，歐洲議會高票（529票贊成、47票反對、40票棄權）通過一項里程碑式決議——《歐盟-中國關係報告》，對華立場進行了三大轉變：

（1）從「全面戰略夥伴」轉向「系統性對手」。雖維持對華「夥伴、競爭者、系統性對手」三層框架，但實質性地調高了「系統性對手」的權重，公開批評中方在政治安全、俄烏衝突等問題上扮演的角色。

（2）經貿從「合作共贏」轉向「去風險（De-risking）」。明確要求歐盟加強「戰略自主」，在關鍵原材料、藥品、電池、電動車、半導體和資訊通訊技術等六大戰略領域嚴格減少對華依賴，防範供應鏈「被當作武器」；首次強調，如果中方不糾正傾銷、政府補貼或不進一步開放內部市場，歐盟應當果斷動用反脅迫工具、外資審查、反補貼關稅等單邊貿易防禦措施。

（3）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關注香港、新疆、西藏的人權狀況，公開主張「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沒有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

歐洲議會的決議和報告，有如政治風向標，影響著歐盟的對華政策。

2024年歐盟選舉，馮德萊恩連任，其治下的新一屆歐盟委員會（2024—2029），將維護經濟安全、抗衡中國產能過剩列為首要任務。這在《歐盟委員會 2024—2029 政治導則》、《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及2025/2026年重大更新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 Updates）、《外國補貼條例》（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 FSR） 與特定貿易救濟法令等等，都有鮮明表達。

中方研究顯示，新一屆歐委會已經建立了一個三層防禦架構：頂層設計（歐洲經濟安全戰略）、競爭政策（重塑綠色和數字產業鏈）和防禦工具（FSR、投資審查、反補貼法）。其核心邏輯是將中國視為潛在的產能輸出方與體制性競爭對手，試圖通過本土化生產和建立戰略緩衝區來對衝風險。

如果說，馮德萊恩第一任期（2019—2024）主要是對華政策的概念構建與工具的摸索；那麼，新任期則攻防主動化。

（1）對華政策大幅向「制度性對手」和「不公平競爭者」一側傾斜，中俄的地緣政治綁定被視為對歐洲安全的直接威脅；

（2）從「去風險，而非脫鉤」轉向「全面築牆與精準打擊」，諸如歐委會開始重組內部架構（如增設專職的經濟安全協調官員），密集強化外商直接投資審查（FDI）、出口管制以及限制對華尖端技術（AI、量子、半導體）反向投資；

（3）從主要依賴傳統的世貿組織規則和常規的反傾銷調查，轉向「積極防禦」，利用《外國補貼條例》（FSR）並主動發起反補貼調查（2025年以來，歐盟已對中國發起28宗貿易救濟調查），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風電、光伏和醫療器械企業進行突擊審查或加徵關稅，力圖在中國產業鏈衝擊歐洲本土市場之前建立阻斷機制；

（4）強硬派全面執掌歐盟對華核心部門；

（5）從強調「戰略自主」「保持距離」轉向推進「跨大西洋協調」，通過G7、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等機制，與美國及其它西方盟友（日、韓、澳）進行更深層次的「對齊」。

此外，作為歐盟雙引擎的德國和法國，其對華政策也在顯著變化。2026年10月初，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德國總理默茨向馮德萊恩聯名致信並提交政策文件，罕見地聯手推動出台應對中共貿易威脅的「貿易火箭筒（Trade Bazooka）」。

在最新提案中，德國主動放下了對貿易戰的恐懼，要求歐委會降低啟動保護措施的門檻，賦予布魯塞爾權力——在幾天之內直接切斷不公平競爭產品進入歐盟市場；法國的重心則從單一產品的反補貼調查，上升到阻斷中國對整條核心產業鏈的全球壟斷，警告歐洲的製藥、航空、汽車、工業機械和化學等核心支柱產業正在遭受來自中國產能過剩的「大規模工業衝擊」。

德法兩國的最新動向，終結了歐盟國家在對華政策上的猶豫不決。歐盟的對華共識，正日益強大。在中、美、歐的三角中，中共拉攏歐盟、離間歐美的做法遭遇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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