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軍事】夏洛山｜從台海衝突看太空軌道秩序的困境｜大紀元時報香港

國際太空交通管理架構已遠超技術協調範疇，正演變為大國競逐軌道控制權的戰略高地。國際社會需要構建超越意識形態對抗的一整套規則體系，但這些努力正在因地緣政治衝突，特別是西太平洋以台海衝突為主的生存危機，面臨嚴峻的法理挑戰。

碎片化治理與軌道秩序之爭

2025年12月30日，蘭德公司（RAND）在一篇題為《軌道秩序：將國際太空交通管理組織付諸運作》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當前全球太空治理的結構性困境。報告披露，儘管軌道擁塞與碎片風險呈指數級上升，但國際社會在建立統一太空交通管理（STM）體系上進展緩慢，北美、歐洲與印太地區的治理標準嚴重碎片化，導致關鍵的太空態勢感知（SSA）數據無法有效互通。這種治理真空不僅增加了物理碰撞的風險，更為野心勃勃的強權統治者提供了操弄規則、將太空公共安全議題武器化的戰略空間。

蘭德公司報告顯示，「碎片化」技術現狀背後，實則隱藏著兩套截然不同的「太空秩序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主張「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強調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行為準則的軟性約束配合商業運作標準，試圖通過市場與技術優勢建立事實上的國際標準。相反，中共與俄羅斯則堅持「自上而下」的國家主導模式，強調硬性條約，並將太空數據視為國家機密嚴加管控。

這兩種模式的根本衝突在於對統一標準「透明度」的根本分歧。西方視透明為安全根本，而中俄則相反，拒絕分享任何訊息。特別是對於身處第一島鏈地緣政治風暴中心的台灣而言，這種觀念的衝突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因為在一個缺乏包容性且規則由強權定義的國際體系中，台灣很容易因單方面的強制行為而造成太空資產的損失，進而在軍事上陷於被動。

軌道「軟殺傷」與灰區威脅

技術能力的進步加劇了這一風險。早在2022年1月，中共的「實踐-21」（Shijian-21）號衛星就展示了驚人的在軌操作能力，成功利用機械臂捕獲了一顆失效的北斗二號導航衛星，將其從地球同步軌道拖曳至墓地軌道。雖然北京方面將此包裝為「負責任的碎片清理行動」，但美國太空司令部以及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分析均指出，這種能夠在軌捕獲並移動非合作目標的技術，本質上就是一種潛在的反衛星（ASAT）武器。當這種技術能力與國際太空交通管理法規的模糊地帶相結合，便形成了一種極具殺傷力的「灰區地帶」戰術。這意味著，攻擊者不再需要使用導彈炸毀衛星，只需宣稱目標衛星「姿態失控」或「軌道數據存疑」，即可援引「維護公共交通安全」的名義，對其實施強制性的「清理」或「將其從軌道移除」。

島鏈視角下的透明度陷阱與執法危機

從第一島鏈防禦角度看，如果未來建立的國際太空交通管理組織（ISTMO）未能有效平衡地緣政治衝突中的各方利益，比如中共利用規則漏洞打壓台灣，將使台灣太空資產面臨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

首先是情報的「單向透明」，為了符合國際交通安全標準，衛星營運者通常需要提供精確的軌道參數與機動計劃。若台灣被迫在一個不安全的框架下分享這些數據，等同於向中共軍隊公開了高價值衛星的過頂時間或脆弱窗口訊息，使其能夠精確策劃電子干擾或激光致盲行動。反之，若台灣因政治因素拒絕或無法參與數據分享，中共則可利用其在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COPUOS）等機構的話語權，透過法律工具，將台灣的衛星定義為「威脅航道安全的非法物體」。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將使台灣在未來的太空活動中承受法律與軍事的雙重壓力。

在更極端的假設情況下，中共可能會複製其海警「灰色地帶」執法模式，將「太空交通管理」轉化為「太空主權巡邏」。試想，若中共監測到台灣發射具備偵察功能的新型衛星，且該衛星因政治阻撓未能在國際電訊聯盟（ITU）完成頻率協調，北京便可發布「航行警告」，指稱該衛星對其太空站或大型星座構成碰撞風險，隨後派遣類似「實踐-21」的檢查衛星進行近距離接近（RPO）。在此過程中，中方衛星可能對目標實施近距離電子壓制，並人為製造目標衛星通訊中斷或姿態異常，進而以「規避災難性碰撞」為由，啟動捕獲或銷毀行動。整個過程以執行「國際公益」的名義，不發一槍一彈完成戰術目標。這將導致美日同盟在判斷是否觸發軍事介入機制時，面臨極高的決策門檻和政治成本。

戰略突圍：功能性對接與電子身份構建

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蘭德報告中提出的「技術優先、多層次協調」路徑，為台灣保留了有限卻關鍵的戰略操作空間。報告建議，在建立正式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之前，應優先推動太空物體追蹤資料的標準化與緊急避碰程序的協調機制。這意味著，台灣可以繞過主權爭議的政治雷區，以「科學實體」、「商業營運者」或「非政府組織」的身份，尋求與美國主導的太空交通協調系統（STCS）進行功能性對接。透過與美國太空司令部的聯合太空作戰中心（CSpOC）建立實時數據交換機制，台灣不僅能獲得更精確的碰撞預警，更重要的是能將自身的太空資產納入西方盟友的監視保護傘下。一旦台灣衛星在西方的監管體系中擁有明確的「電子身份」，任何針對該衛星的異常接近或干擾，都將被視為對國際交通秩序的挑戰，而非單純的兩岸糾紛，從而大幅提升對手的政治成本。

然而，這種策略的成功取決於戰略協調高度和技術投入。台灣需同步強化自主太空態勢感知（SSA）能力，並在資料分享上實施分層管理，如區別對待公眾平台的基礎軌道參數以及涉及國安和軍事的高精度運行資訊。此外，台灣還可以透過推動將第一島鏈周邊太空活動納入區域安全對話機制，建立涵蓋商業營運者的區域行為準則，明確界定「非合作近距離接近」的敵意屬性。唯有將技術標準、法律規範與同盟外交緊密結合，才能在日益擁擠且充滿敵意的近地軌道上，為台灣爭取一片安全生存空間。

總之，蘭德公司的報告不僅揭示了全球太空治理的技術落差和政策鴻溝，更是地緣政治對抗延伸至太空領域的真實寫照。中共可能將太空交通管理，轉化為其實現「制天權」與「法律戰」的潛在工具。而對於台灣和國際社會來說，這是一場關於建立國際標準的、有約束力的、涉及全球太空安全利益的防禦戰。

未來的太空戰爭可能不會以類似星球大戰的爆炸場面開始，但是，只需從西太平洋地緣政治角度觀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峙陣營的競爭導致太空領域的對抗日益激烈，以至使推動一個具有全球標準意義的太空行動規範的努力困難重重，即使這只是一套試圖壓縮「法律灰色地帶」敵對行動的國際協調機制與輿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