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蘇聯秘密報告證實 張楊西安叛變讓日本欣喜

關於1936年12月12日，中共秘密黨員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共的推動下，發動西安軍事叛變的前因後果，筆者已經幾次撰文講述過。因最近又看到蘇聯的解密報告，深覺還是有些東西可以補充，是以再次落筆。

本文參考資料翻譯自蘇聯外交部人民委員會1940年4月15日致時任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報告，報告的題目是「1936年12月西安事件：起因、參與者、中共和蘇聯的作用」。報告值得注意的有五點：

一、報告證實張楊軍事叛變前，蔣介石正積極備戰抗日，日本遭遇外交軍事挫敗

根據蘇聯外交部的報告，在張楊軍事叛變前，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正積極備戰抗日，並對日本採取了堅定立場，即在日本入侵東北後的五年裏，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供了南京政府「準備保衛國家免受外敵入侵的積極證據」，這「大大恢復了它在中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報告還稱，在西安軍事叛變前六個月，中國人對抵禦日本持續侵略的絕望感，已經轉變為自信甚至熱情。

此外，在軍事叛變前，即1936年年中，曾經反抗中央的粵桂將領白崇禧、李宗仁歸降南京政府，這加強了南京中央政府對日關係的地位，消除了與日本發生戰爭時中國國家軍隊分裂的危險。這也成為南京政府對日強硬的底氣。

當年10月，日本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向南京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清單，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絕。隨後有田八郎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張群的談判也沒有結果。

日本外交遭遇挫敗的同時，日軍試圖攻佔綏遠省（今內蒙古中部地區）的行動也失敗。蔣介石曾在11月30日公開讚揚綏遠保衛戰中的百靈廟抗戰，說：「百靈廟之收復，實為我民族復興之起點，亦即為我國家安危最大之關鍵。」綏遠前線的勝利對中國人的激勵是巨大的。

就連當時的日本媒體也被迫承認：「中國對日政策由被動防禦轉向反攻。」

事實上，與中共只知唱高調相反，早已意識到與日本必將有一戰的蔣介石，在1931年9月18日日軍入侵東北後，就開始了秘密備戰。

據蔣介石的養子蔣緯國在回憶錄中透露，父親在台灣曾親口告訴他當年建軍備戰的情況。當時，國民政府與德國秘密簽訂了一個協議，即用中國的礦產、農作物，包括棉花、桐油、鎢礦、銻礦等，換取德國最新製造的武器。

蔣介石的構想是在1939年前，完成以德國最新裝備並在德國顧問幫助下改編80個師的目標。他先命桂永清將軍組建一個教導隊，其下成立兩個師；然後，邀請德國軍事顧問，前來培訓軍官、編練軍隊。以兩個師為基礎，漸次擴至4個師，同時完成建立各兵科學校以及各勤務學校，直至陸軍大學。再由4個師逐漸完成40個師的改編，之後再擴增為80個師，以及與之配套的海、空軍和勤務支援部隊等。（另有資料稱：蔣介石要建的是60個師）

為此，蔣介石不僅從德國購買了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而且邀請了不少德國軍事顧問，幫助國民黨建立各種軍官學校以及陸軍大學。因此，當時的德國顧問一部份在軍隊，一部份在學校。前來中國的德國軍事顧問中比較有名的有塞克特和法根豪森。據說當時德國顧問多得連軍樂學校都有，國軍的行軍樂、閱兵曲都是德國人教授的。

蔣介石希望在80個師組建完成後，在1939年反攻東北，收復失地，並提出歸還台灣的要求。然後，再收復北疆。顯而易見，蔣介石很早就有了收復國土的全面性計劃。

除了裝備、訓練軍隊外，至抗戰全面爆發前，蔣介石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國軍還在這些地方修築大量工事和陣地。

此外，為了保障持久抗戰，蔣介石還親往西南地區，與西南地方軍閥建立關係，使之同意在這些地方建立抗日根據地。

然而，西安軍事叛變打亂了蔣介石的計劃，不僅造成西北建設損失嚴重，使中共再次得到喘息機會，並通過與國民黨的合作，獲得了合法存在和擴張的權利和機會，而且促使日本提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

二、報告認為張楊軍事叛變危害中國

然而，並不知曉蔣介石秘密計劃，並與中共密謀殺蔣介石並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或西北國防政府）的張學良、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突然發動軍事政變，將到西安督戰的蔣介石及其諸多軍政大員拘捕，並要求蔣承諾「改組南京政府」等要求。

出乎張、楊意料的是，西安軍事叛變之後，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中共吹捧為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他在課堂上怒氣沖沖地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曾經態度曖昧的各地方勢力也一致討伐張、楊。

而蘇聯的反應也更出乎張、楊的意料。在接到毛報告西安軍事叛變的電報後，史太林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

為甚麼呢？蘇聯外交部的報告中的評估是：無論在外交上還是在軍事上，在中國形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有利條件下，張學良的行為都是對中國有害的。在這種背景下，他對政府的叛亂「有可能破壞剛剛形成的抗日民族力量的鞏固，並為日本新的掠奪鋪平了道路」。

因此，蘇聯外交部得出的結論是：西安軍事叛亂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將對中國民眾的團結造成不可逆轉的打擊，其「轉移了中國對即將到來的日本侵略的注意力，造成了新的內戰的危險，從而加強了日本主張侵略的軍方人士和國民黨內部親日分子的地位」，其更符合中國人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

三、認為西安軍事叛變為日本侵華創造有利條件

蘇聯報告顯示，西安軍事叛變讓日本政府鬆了口氣，暫時將內部問題拋擲一邊。據東京媒體報道，在西安叛亂發生後，日本陸軍軍官的休假全部被取消，並且日本軍部準備向中國派遣大阪師團。大阪師團又稱「第四師團」，是日軍在二戰爆發前17個常備師團之一，是日軍中的精銳部隊。

當時的東京報紙《時事報》在叛亂發生兩天後，直言張學良之舉緩解了廣田、有田外交政策上的困境。該報稱，迄今為止，駐華大使有田的辭職被認為只是時間問題，而廣田內閣辭職的可能性現在已經消除。

廣田內閣是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就任第32任首相後，自1936年3月9日至1937年2月2日組成的日本內閣。廣田在任期間，在外交和財務上支持日本軍方對華侵略。但因為1936年年中日本在外交和軍事上遭到挫敗，日本國內反對聲音增強。而西安叛亂則緩解了好戰的日本軍方和廣田內閣的壓力。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為「廣田壓制國內的民主聲音、虐殺社會主義者，對軍隊的要求盡力滿足、助長了戰爭態勢」，因此以A級戰犯將其逮捕，並判處死刑。他是日本甲級戰犯中唯一被判死刑的文官。

顯然，張楊之舉讓日本軍方看到了中國發生內戰的可能性，並打算趁機擴大侵略範圍。日本軍方指西安叛亂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推進」，稱蘇聯意圖「把中國變成第二個西班牙」，以此破壞中蘇關係。如當時駐北平的日本將領軍今井在與北京市市長金德觀的談話中表示，「由於西安事件再次證明了共產主義威脅的危險性，日本要求中國在抗擊共產方面合作。」

與此同時，日本還利用南京政府中的親日官員，分化南京政府，挑起內戰。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武力解決，陳兵在陝西周邊地區，而此舉極有可能置蔣介石於死地，引起內亂。而以宋氏兄妹為首的主和派，主張和平解決叛亂，宋美齡還親自飛赴西安斡旋。

西安軍事叛亂的和平解決，雖然讓日本的陰謀沒有得逞，但日本軍方看到了蔣介石在全中國的威望日益高漲，擔心日後更難在中國擴張，因此在西安軍事叛亂的次年，即1937年7月7日發起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從這方面看，張楊、中共皆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四、報告披露張學良在叛亂三天後就向蔣介石請罪

張學良在叛亂後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大概是外界的反應和中共的不講信義，都讓他難以承受。叛亂三天後，他就來到蔣介石面前悔罪。據1937年版的《西安叛亂》一書中所引蔣介石的日記記載，張學良告訴蔣介石，如果中國因這次叛亂而滅亡，那麼他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自殺，要麼上山當土匪。顯然，此時的他認識到了後果的嚴重。

蔣介石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載，他對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說：「你必須設法說服張學良，不要讓別人欺騙他。他必須放棄創建一個中蘇同盟的（政府）。」

蔣的日記還記述了12月14日蔣與張學良的對話，很有意思。其中有這樣一段：張在聽了蔣的話後，說了這樣一句話：「蔣委員長你的品格固然很好，但有一個毛病，就是你的思想很落後，右傾傾向很重。」蔣反問他，「落伍、右傾傾向嚴重」是甚麼意思。

起初張學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後來他說蔣讀的孔子、孟子等書籍的內容早已過時了。此時的蔣介石明白了張學良的意思，他告訴張：「我不知道你讀了多少本新書，也不知道你認為甚麼是新書。但如果你指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或有關共產主義的書，那麼你可以問我問題，我們可以一起討論這些書。」「你要知道，一個人的信念不能僅僅根據他讀過的書來確定。你認為所謂的新書，我在15年前就已經讀過很多遍。」

顯然，上述對話表明張學良的確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而早已讀過馬共書籍的蔣介石，對共產黨早已有了清醒的認識，其言辭透露出他相信張學良受到了共黨的蠱惑和欺騙。

五、蘇聯拒絕支持張學良，但塔斯社駐北平記者傳遞不同信息

前邊說過，西安叛亂發生後，毛給史太林發電報報告，但史太林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蘇聯公開譴責張學良，認為張學良等人所為是一場災難，將會給中國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並為侵略者創造有利機會。

蘇聯還否認其與張學良保持過任何關係，因此不對此次叛亂負責。從之前披露的蘇聯絕密檔案看，蘇聯的否認也是不可信的，至少中共曾向蘇聯匯報過與張楊組建西北聯合政府的想法。

此次蘇聯變臉，當然是形勢使然。雖然蘇聯是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即避免同時對德對日作戰，但蘇聯的認知反襯中共是一個多麼不愛中國、自私自利的黨。

有意思的是，報告提到蘇聯塔斯社駐北京記者阿博爾廷在發給莫斯科的信件中，卻有著不同的內容。

阿博爾廷在信件中寫道，據民國時期的《永報》報道，蘇聯、張學良與中共紅軍簽訂了一項秘密協議。根據這個協議，蘇聯還承諾向張學良提供武器，助其抗日，並在適當的時候出兵援助張學良。

阿博爾廷還在給塔斯社同事多列茨基的信中寫道，莫斯科主要報紙譴責張學良並支持蔣介石政府，對中國左翼圈子產生了令人震驚的影響。一些左翼人士甚至歇斯底里地稱「真正的統一戰線運動將受到極其嚴重的損害，甚至可能因混亂而分裂」。

此外，阿博爾廷還提到，有人向他表示，需要在蘇聯報刊上發表其它進步觀點，將張學良的「叛亂」評價為統一戰線運動和抗日運動。阿博爾廷如此寫道：「根據現有的信息，我個人堅信，張學良以及他的部隊，是統一戰線的真誠支持者，並在蔣介石的行動的壓迫下奮起反抗。」「進步派引用了可怕的事實，表明莫斯科受到了誤導或一無所知，或者莫斯科只想與蔣介石結盟。似乎有必要澄清所有這些，要麼確認進步派的路線，要麼駁斥他們的錯誤。」

阿博爾廷還說，一些左翼師生對蘇聯感到失望，認為蘇聯背叛了統一戰線，只關心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