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孫中山違心聯俄 鮑羅廷助建黃埔
上文說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竭力開展工農運動，但都遭到了失敗，而革命先驅者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也出現諸多問題。
自武昌起義以來，孫中山的革命之路備受打擊：曾經到手的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二次革命失敗被迫流亡；重組革命黨失去了眾多黨內元老的支持；第三次護法戰爭又草草收場。誠然，在當時的中國搞革命，試圖實現民主、法制治國，談何容易。但一次次的失敗，造就了孫先生不畏艱難、矢志不移的性格：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辭去軍政府大元帥離開廣州，軍政府領導權落入以陸榮廷為首的桂系軍閥手裏。1919年11月，桂派首領陸榮廷聯合滇、黔、粵、湘、川諸派將領，一同簽署《救國同盟草約》，達成共同對付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的協議。很快，西南諸派又出現內訌，後粵軍攻佔廣州，桂軍退守西南。孫中山審時度勢，又聯繫伍庭芳、唐紹儀聯名通電，宣布恢復廣州軍政府，重開政務會議。
1921年4月，重新恢復的國民會議選舉孫中山為台灣非常大總統。5月5日，孫宣布就職，同時宣布成立台灣政府，在廣西、雲南征討的廣東軍閥陳炯明公開聲明「竭誠擁護」孫中山革命。
1921年5月底，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台灣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
陳炯明，字贊三，廣東海豐縣白町鄉人，是同盟會、國民黨元老，粵系軍事將領。1917年，北京政府大總統黎元洪親授其「定威將軍」，後率粵軍打敗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1921年9月，粵軍乘勝向西南進軍，桂系土崩瓦解，陸榮廷逃亡越南。
既得陳炯明相助，孫中山徒增信心。重新組建陸海軍，且自任大元帥，準備北伐。在他看來：只有推翻北洋政府，中國才能真正實現民主、法制的強國之路。
但陳炯明可不是個廢柴司令，他支持孫中山是有目的的：即利用孫的名聲，招龍引鳳、勵精圖治，把廣東打造成模範治理省。也就是說，陳的內心不想與北京政府為敵，只是想當一個坐地為王、獨霸一方的「諸侯」。孫任非常大總統時，陳曾極力反對：認為當時廣東的政治、經濟、軍事不足以支撐民國政府的運轉，況且廣東百姓需要休養生息。如今孫中山又要北伐，陳自是不同意：曹錕的嫡系吳佩孚率幾十萬虎狼之師駐紮在河南，粵軍誠不能與之抗衡，弄不好會引火燒身，毀掉廣東多年的基業，粵地百姓亦會陷入困苦。
孫、陳之間有過多次爭論。孫曾訓斥陳：「贊三，不要眼光太小，不要把眼光只放在廣東，我們要的是整個中國」。陳答：「先生志向遠大，我自是比不上。但我們現在沒有實力和北方抗衡」。孫又言：「只要我們打出北伐旗幟，自會有多方相應。北方政權總有垮台之日」
此時，陳炯明已不耐煩：「先生，我們數次北伐，呼應者寥寥，皆因名不正言不順。此刻與討袁時期之同仇敵愾已大不同。況吳佩孚屯兵中原，虎視江南諸省，若北伐不成，廣東地位恐不保」。會談不歡而散。
1922年3月，孫再次召陳前往梧州面商北伐之事，陳拒絕前往。孫中山一氣之下免去了陳炯明台灣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之職。而陳炯明的軍閥脾氣又犯了，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最後把孫中山趕出廣州。緊急時刻，宋慶齡大義凜然，獨守越秀樓以幫助孫中山脫險，被後世傳為佳話。
8月15日，陳炯明回到廣州繼續擔任北京政府任命的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
孫中山曾說過：陳炯明叛變，是他人生最大的失敗。孫先生自革命以來，經常跟各路軍閥打交道，卻每每敗在軍閥手裏。因為當時的各路軍閥都是就軍人出身，都是各霸一方、「聽調不聽宣」的狠角色，指望這些人搞民主革命，那哪裏行！幾十年來，孫一直尋求美英日等國的幫助。但這些國家就是看不起自己發動的民主革命。無奈之下，孫先生想起了蘇俄。
早在1917年蘇俄十月革命後，孫中山就發去賀電，但那時的孫中山只是羨慕蘇俄的革命成功，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興趣。1921年，列寧委派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會見孫中山，並向其介紹了蘇俄革命的形式、特點。因孫並不認同共產主義那一套，因此對蘇俄的示好並沒有回應。
此時的孫中山想起了蘇俄：儘管不贊同共產主義那一套，如果能得到蘇俄的幫助，使中國的民主革命更進一步，也不失為一種好的策略。
1920年9月，他決定派同黨李章達赴俄，爭取蘇俄能夠給予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
李章達於第二年6月抵達莫斯科，首先與蘇俄外交部長契切林會面，並向他遞交了孫中山的信。契切林看了孫的來信，卻並不感興趣，言道：「孫先生的計劃很有魄力和遠見，但是你們能否代表中國中央政府？你們能否控制中國各地的局勢？你們有能力保護蘇俄在華的利益嗎？」
李章達儘可能地向契訶夫解釋：「契訶夫先生，我們是中國真正的革命者和愛國者，我們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契訶夫應道：「我不懷疑你們的愛國熱情，但你們的實力不夠。要想合作，你們首先得接受我們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指導」 。經過協商，蘇俄政府決定向國民黨提供一定的資金和武器。
其實，蘇俄有其目的：他不僅需要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政府，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物色一個能夠代表蘇俄利益的代理人。在此之前，他們先後物色了張作霖、吳佩孚，但都不成功。因為吳、張雖然是舊軍閥出身，但卻是剛烈的漢子，都以愛國著稱，豈肯做那慼慼小人！ 尤其吳佩孚，在中東路和外蒙問題上，對俄非常強硬。在不久前發生的京漢鐵路事件中，吳本是支持鐵路工人的。但在後來的工會事件中，吳看出是共產黨在利用工人搗亂，有其政治目的。遂立即採取措施，控制了事態發展，保護了國家利益，也保護了鐵路工人的利益。從吳的表現看，不可能成為俄國和中共的幫手。
如今孫中山找上門來，儘管其偏安一隅，勢力單薄，但有即聊勝於無。所以蘇俄政府準備扶持孫中山了！
在收到李章達的電報後，孫非常高興：當下決定派蔣介石為全權代表，與蘇方進一步磋商。當然，協商是有條件的，尤其是老毛子，那可都是些「無利不起早」的傢伙，沒有相當的好處，他們是不會跟你玩的。蔣介石臨出發時，孫囑其曰：「此行有三。一是爭取武器、裝備；二是委派政治、軍事顧問和教官；三是在中國北部邊境訓練中國軍隊，關鍵時候可以從北部邊境直接進攻北京」。
關於第三條，因蘇俄怕訓練中國軍隊，有危及外蒙安全之虞，故提出：「在目前各種軍事力量戰略對比的態勢下，無法援助孫中山的軍隊。」 訓練軍隊之事就此作罷。之後，蘇俄委派代表越飛抵達上海，與孫中山正式簽訂條約，亦稱《孫文越飛宣言》。宣言中最主要的就是：
「孫中山博士認為，共產主義秩序，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實際引入中國，因為這時不存在成功建立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的條件。」
「雙方都不認為中國存在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皆認為中國不存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雙方認為要以諒解的態度解決中東路糾紛，以雙方實際利益與權力解決現行鐵路管理法；蘇俄聲明無意使外蒙與中國分立，孫中山表示蘇俄紅軍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
從《宣言》可以看到：孫是非常在意國家利益的，同時對共產主義侵入中國也是很有戒心的。
會談中，孫中山向越飛提出了一個請求：希望得到蘇聯兩百萬墨西哥元的援助，以及建立十萬軍隊所需的物資裝備。
但該協議在國民黨內部亦掀起波浪：黨內大部份人不認可蘇俄，質疑協議與國不利。孫辯解道：「台灣就像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他。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向我大喊，千萬不要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只顧自己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甚麼都沒有好。」這就是孫著名的辯論小段，曾獲不少人為其點讚。
很快，孫中山確定了聯俄容共計劃，即聯合蘇聯並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此舉招致國民黨元老們的反對，尤其是張繼、鄧澤如、馮自由、黃季陸等人，有的是跟隨孫中山多年，資格很老，有的是華僑方面的代表。但在原則問題上，孫中山對他們也批評得很嚴厲，甚至說要處分堅持持反對態度的人。
其時，廣東大小軍閥又進行了混戰。許崇智等滇、桂、粵聯軍把陳炯明趕出廣州，再次迎接孫中山回粵。蘇俄亦派出代表鮑羅廷為其特別顧問，具體幫助國民黨的經濟、軍事發展等事宜。
其實，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也不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認為那樣會影響中共的獨立性。但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它從產生就從來沒有獨立過，是沒有權力左右中共的政策的。最後也是不得不聽從馬琳、鮑羅廷的安排。
1923年6月12日，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的主要議題就是討論國共合作問題。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提出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指示，「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人物」，「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毛澤東為秘書。
在計劃中，要籌備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孫中山提出要在大會上擔任「民國總統」，認為「跟外國打交道，廣東作為地方政府，容易被輕視」。但鮑羅廷認為：國民黨一大是政黨之事，跟總統不能混為一談。大會籌備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瞿秋白、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也同意鮑的觀點。但在籌備過程中，胡漢民、汪精衛、張繼等反對鮑羅廷被提名國民黨顧問。張繼提出：「鮑羅廷人格有問題，影響了國民黨的純潔性」。這是指鮑羅廷來到中國後，幾乎天天離不開女人，惹得思想保守的那些中國傳統人士極其反感。中共代表譚平山則為其辯解：「你所說的人格問題，屬個人問題。但個人問題不影響他作為一個革命者所具有的高尚品質。」
真想不通共產黨的謬論：一個人格上有問題的人，在哪裏也不能算作高尚。當然，也許共產黨內可以，因為共產黨本身就不在乎人格好壞，就像那位日本人宮崎滔天所說的：「凡革命者，無論華人或日本人，人品皆敗壞者。」唉！一群人品敗壞者搞革命，能搞出甚麼好事？ 大凡搞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都經歷戰亂、災荒、暴政之類的，也就不足為奇了！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正式形成，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正式確立。大會選舉出第一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二十四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成員三人；十七名候補執委中，中共成員七人。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機構中，譚平山與廖仲愷、戴季陶一起組成了三人中常委。在國民黨上海、北京、漢口三大地方黨部中，毛澤東、惲代英為上海黨部執行委員；李大釗、于樹德、張國燾為北京黨部執行委員；林伯渠、林有南為漢口黨部執行委員。各省、市的國民黨黨部大部份也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進行了改組。
1924年6月，黃埔軍校在廣州黃埔長洲島正式成立，學校從一千兩百名考生中正式錄取了三百五十名學生。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第一任校長。
在黃埔軍校籌備期間，為表達對國共合作的不滿，蔣曾經辭職，並直接找到孫中山發牢騷：「總理，我看俄國人和共產黨都是靠不住的」。孫笑曰：「我也知道他們靠不住，我們不會接受他們的主義，但我們需要他們的幫助」。
在黃埔軍校成立大會上，孫中山到會講話：「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在陞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
蔣介石領頭宣讀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此訓詞後來定位黃埔軍校校歌。
參與黃埔軍校管理的中共方面代表則是周恩來、惲代英、聶榮臻、蕭處女等。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
蘇聯派出了多名軍事顧問和教官，如弗·波里亞克、加拉罕等，參與了軍校的籌建和設計工作，制定了軍校的方針、制度、課程和教材，指導學生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傳授蘇聯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蘇聯還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和經費，包括步槍、機槍、手榴彈、炮彈和地雷，包括每月向軍校提供五萬銀元的補助，基本解決了軍校的經濟困難，支持了軍校的運行和發展。
列位，這黃埔軍校可不一般。除黃埔總部外，加之抗戰時期的分校，總共為中國培養了十八萬軍事校官。國共軍中名將有胡宗南、王耀武、杜聿明、陳明仁、廖耀湘、黃維、戴安瀾、張靈甫、林彪、徐向前、左權、陳賡等。雖然這些人曾經在戰場上互相殘殺，但在抗日戰爭期間，黃埔生確實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發揮了重要作用，甚至說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單從這一點上來看，黃埔軍校的建立還是有重要意義的。
黃埔軍校的建立，也被後世稱作國共合作的典範，但合作只是表面現象。從國共合作的第一天起，兩黨之間就是同床異夢、各懷心思。尤其是孫中山對中國共產黨的主義、政策深感憂慮。就在黃埔軍校成立不久，孫中山給蔣介石寫信：「國共若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若共產黨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國民黨以外而已。」
可見，中山先生還是有先見之明的。幾年後，國共終於分裂而大打出手，此事後話，暫且不表。
正是：
革命路上多艱辛 聯俄容共非本心
待等他日執權杖 刀斬亂麻除禍根
如是曰：中山先生本不是耍陰謀之人，用起計策來卻是差強人意。他的繼任者也沒能完成絕除後患的任務，且讓中共坐大成患，實為孫先生革命生涯之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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