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某市一個小區的業主發現，自己被物業管理公司長期監控，這令他感到極度不適。在中國公民權力幾乎等於零的情況下，私隱是一種奢望。
據中國湖北省地方官媒極目新聞報道，劉越（化名）是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某商住一體公寓樓的業主。2021年3月，劉越在家附近逛街時，有一位陌生的路人忽然走過來對他說：「物業24小時在監控你，你要注意安全。」劉越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幾個月後，又一位小區保安告訴劉越，經常在微信群看到他的照片，說他很可能被監控了。經過兩次被提醒，劉越有點相信了。他注意到，小區的保安會時不時地拿手機對著他，但他只要看過去，保安又會把手機放下。
今年4月，一位離職的物業主管向劉越提供了證據——大量的微信截圖和影片。劉越終於相信，自己一年多來都在物業的監控之下。
該小區的物業有一個微信群，名為「大帥監控群」，劉越認為這個群就是針對他的，因為他在業主群中的暱稱叫「劉大帥」。他被監控的信息經常在群中直播，監控的內容包括：他幾點出門、外出遛狗，坐哪部電梯、和異性朋友見面，以及在哪家店吃飯等等，這些信息統統向一位陳姓的物業經理匯報。
劉越說，他們甚至想通過錄像頭查看他手機的信息，好在像素不夠高清，「不敢想像，太恐怖了」。
當得知自己被監控後，劉越回家便成了一種負擔。他表示，每次進小區之前，得先做一番心理建設，出門也會儘量把自己裹嚴實，儘量晚回家，也儘量少讓朋友來家聚會。
直到上個月，忍無可忍的劉越終於報警。
劉越還發現，該小區被監控的不止他一人，另有幾位業主也被監控了，女業主趙梅（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趙梅2017年在這個小區買了兩套房子，一套自住，另一套用來投資。趙梅經過調查後，於8月得知，自己被物業監控。她無論進出小區、吃飯、逛街，還是家人來訪，物業都會通過錄像頭精準監控，相關信息還在群裏被議論、調侃。她於9月底報警。
趙梅目前已將其中一套公寓租了出去，另一套房子裏的東西也搬走了。她不敢再回去住了，打算虧本出售。「實時被監控，心裏肯定不舒服，覺得不安全。」趙梅說。
關於幾位業主被監控的原因，劉越和趙梅猜測，他們都認為物業收費過高，服務不滿，曾兩次試圖發起成立業主委員會，但均未成功，可能因此遭到物業的報復。物業全方位監控他們的真正目的是甚麼，無人知曉。
目前，物業公司表示已成立專項小組處理此事，同時陳姓經理被停職並配合警方調查。
中國河北省石家莊的一位王姓律師對大紀元記者表示，物業本來是給業主提供服務的，現在卻反過來監控業主，肯定是違反了物業的制度，也違反了職業道德。物業雖然是在公共區域拍攝，但是他把業主的私人資料在群裏公開，這應該屬於侵犯私隱，只不過侵犯私隱在中國並不是刑事犯罪，只能提起民事訴訟，如要求賠禮道歉或索賠精神損失等。
中國公民私隱現狀
「個人私隱」在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不值錢的概念。根據中共《治安管理處罰法》，有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私隱行為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約70美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5到10日拘留，可以並處500元以下罰款。
中共官方在很多時候都是公開侵犯公民私隱。今年4、5月間，中國最大城市上海進行封城防疫。在官方「應消（消毒）盡消、不留死角」的口號下，上海市當局提出，「開展入戶消毒是整個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環」。有的防疫人員因此要求屋主交出家門鑰匙，也有的防疫人員趁民眾隔離期間進入民宅進行所謂「消殺」。大量的影片在網上瘋傳，激起民眾憤怒。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童之偉今年5月8日發文指出，「上海市任何機構無權強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鑰匙並進入市民住宅消殺」，「上海有關官員強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鑰匙，由他們派人入戶『消殺』，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為。」童之偉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表的文章立即被當局全網封殺，他的微博等社交帳戶也遭當局禁言。
中共在非疫情期間也是如此。據大紀元2020年獨家獲得的一份文件，中共河北省唐山市維穩機構「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在《2017年唐山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平安建設工作要點》的通知中，要求推進「雪亮工程」（在非城市區域內的影片監控系統）建設。該通知明確表示，「影片監控可延伸接入群眾家中或利用相關手機軟件進行調閱」。
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雜誌《寒冬》2019年報道，浙江省杭州市多位市民反應，該市部份房東陸續收到警方通知，以「防盜」的名義要求他們在出租房內安裝監控器。警方要求，監控主要安裝在客廳內正對大門，如果不裝，就不能繼續出租。警方還會不定期檢查，違者罰款。杭州是超過1,200萬人口的省會城市。
中共打造數字極權
據英國信息服務提供商IHS Markit此前的保守估計，到2021年底，中國在公共場所安裝了約5.4億個監控鏡頭，相當於每千人擁有372.8個。
中共還採用了多種電子監控手段，打造科技監控系統。10月13日，加拿大滿地可種族滅絕與人權研究所（MIGS）舉行了一本新書的發布會。書名為《監控國家：中國尋求開啟社會控制新時代的內幕》（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兩位作者在線上介紹了書中的一些內容。
作者表示，中共目前已經建立了國家級的數據庫，並以此作為數字極權的基礎。當局通過數碼科技、雲技術等手段，將數據庫與公民的身份證明文件、面部辨識數據、指紋和個人旅行歷史等連接，建立新的控制機制。然後再通過高科技手段，對手機、電腦等一切電子產品實施全域追蹤，對私人發布的消息隨時解密，秒刪對當局不利的消息，並對發帖人精準定位。特別在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間，當局通過手機的「健康碼」擴大到對全民24小時監控。疫情為中共開創了一個監控的「新時代」。
11月9日，中共國家衛健委等三部門聯合印發「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該規劃提出，到2025年每個居民擁有一份電子健康檔案和一個「功能完備」的電子健康碼。該規劃還要求各級機構，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決策體系，提升「精準防控水平」，並推進不同機構之間「一碼通行」。
「中國已成了名副其實的大監獄，在哪都有『眼睛』盯著你。」獨立撰稿人諸葛明陽對大紀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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