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不透的「禁書」紅線 「紅色恐怖」下有人毀書有人救書

香港曾經享有出版自由，「禁書」是對於大陸的觀念。但《港區國安法》陰霾下，政府指學校有責任肯定校內圖書館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書本，公共圖書館亦因應國安法下架館藏。同時，有人已經在今年初將總重8,000磅的「禁書」，由香港運抵美國。另外，英國圖書館去年亦表示願意接收禁書。

香港的學校為免觸碰「紅線」，紛紛將「敏感」書籍從校內圖書館下架註銷，甚至直接銷毁。涉及的書題材廣泛，包括大陸政治事件如文革、六四，到政治人物和學者的著作，以至介紹選舉制度的書，在「紅色恐怖」下無一倖免。學者形容，政府是在鼓吹現代版「焚書坑儒」。

《明報》6日報道，3間中學的下架書單涉及的書本，每間從39至204本不等，範圍包括中國當代史的書籍，如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馮客所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江關生的《中共在香港》；陳冠中的《裸命》、《是荒誕又如何》，以至司徒華談師生關係的散文集《滋蘭又樹蕙》，都要從學校圖書館消失。

「六四只有軍人死亡」書本獲保留

報道引述有教師與圖書館主任稱，由於局方無具體指引或審書準則，不懂分辨書籍是否違法，憂慮被懲處，故涉及大陸及本地政治評論的書，學校會先抽起，承認是「自我審查」。亦有圖書館主任慨嘆要「焚書」，覺得難受，其為免影響學校運作，甚至失去教席而下架書籍，當中包括「六四」有民眾死亡的書，餘下「六四只有軍人死亡」的書留在圖書館，但認為如此不利學生思考。

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羅樂然接受《明報》訪問時，擔心「紅線」模糊下學校大規模下架藏書，會損害學生接觸課外知識的興趣，建議教育局提供指引，釋除疑慮。

政府稱指引已十分清晰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被問到，教育局會否提供更清晰的指引時稱，現時就圖書館如何選書的指引已十分清晰，學校圖書館選書，並不是圖書館教師一個人所負的責任，整間學校如科主任甚至校長，都會一起做這方面的工作。

楊又談到《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學校亦有責任肯定學校圖書館內不會有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書本」，以往「大部分學校亦根據自己校內的政策及教學的需要，把圖書館應該收藏甚麼書做得很清楚」，如果個別學校檢視後發現有問題，「當然可向教育局尋求專業支援」。

學者鍾劍華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批評政府不敢制訂禁書名單，造成學校、老師和圖書館工作人員為安全起見，要猜度長官意志，下架所有可能被視為反對和不友善的作品。政府以威嚇達到管理，與「焚書坑儒」沒有分別。他又指，香港的言論和表達自由，差過英國殖民時代，政府控制思想，與其建立香港為「文化之都」和「中國最開放城市」等背道而馳。

出版人感嘆：可悲

對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亦被香港學校的圖書館下架，《自由亞洲電台》訪問其出版人鮑樸，他指該書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並說不認為書本出版時有違反香港法律，至於別人如何自我審查，「已不是我的事情了，他們想如何做就如何做，與我無關」。他也指，政治類的書在香港已無市場。

次文化堂出版的書，亦在下架書單上，包括結集司徒華報章專欄，講述師生關係的散文集，和集合報章評論香港教育問題的《香港教育大零落》。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接受《明報》訪問時，質疑學校未有全面了解書本內容，就因作者是「司徒華」而下架其著作。彭亦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訪問中形容，學校只保留「六四」中軍人受傷的書，片面展示資料，是協助政府對學生洗腦，情況可悲之餘，學校亦是愚昧。

網民質問：良知呢？

有網民在得知學校圖書館下架「敏感」書籍後，不滿學校的行徑，問到「良知呢？」，又批評「一己自私自毀長城」、「文人風骨全無」，亦有人問到「憑良知教學會否被釘牌？為了怕被釘牌會否掩蓋良知？」，批評下架的教師「只係保護自己的工作機會，已經被認為是違背良心和教育宗旨」。

公共圖書館下架「禁書」

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從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下架的，包括多部涉本土和中國的政論書籍，如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香港遺民論》、《身土不二》等6部著作、陳淑莊的《邊走邊吃邊抗爭》、黃之鋒的《我不是英雄》和《我不是細路：十八前後》、港大學苑所著的《香港民族論》、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的《我向霸權宣戰》、作家林匡正所著《激進：香港進步民主運動史》、作家余杰的《卑賤的中國人》和《納粹中國》、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所著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等。

另外下架的有關於八九民運的書，包括支聯會出版的刊物《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專輯》、《八九中國民運見證報告專輯》等，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 關於我和[六・四]》、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著作《王丹獄中回憶錄》等。被控違反國安法的黎智英的著作亦已下架。

去年7月，康文署指因應國安法，累計暫停借出72項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