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不是逃避」 抗爭中成長的香港女孩

一直以來素有東方明珠美譽的香港，為人稱道的是她的經濟成就。然而，一場反送中運動向世界展示了，香港最值得驕傲的是人，是勇於擔當的香港人，尤其是為捍衛普世價值挺身而出的年輕一代。

香港女孩許穎婷，就是這些年輕人中的一員。她在日前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中回顧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並祝香港人、《大紀元》的讀者牛年要堅強、要堅持！

2020年12月17日，前學民思潮成員許穎婷（Frances Hui）在面書宣佈已經離港。她是在離開數月後才公佈這一消息的。許穎婷表示：「因為有安全隱憂，有個人的猜測、也有不同的消息告訴我，讓我要做一定的準備。我也能夠看出來，他（政府）首先就是要把目標對準那些在國外做過事情的人。所以我提早離開了。」同日，前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在面書貼文：「被收passport（護照），離不開香港了。」

離開是萬不得已之舉

去年七一《國安法》實施以後，對於許穎婷在內的許多港人而言，香港已不再安全。

香港移交主權以來，如果不是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許穎婷也許只會是個乖巧可愛的鄰家小妹。然而中共操縱香港當局一步步收緊自由空間，港人奮起發動一個接一個的反惡法運動，使小小年紀的她成了一個「資深活動家」。

許穎婷是坐晚班機離開的，要轉機。對於她來說，璀璨的香港夜景以前都懶得拍照，總覺得有的是機會，但這次離別的感覺完全不同。飛機升空的那一刻，一種從未有過的心痛的感覺強烈而清晰：也許再也沒有機會回來、再也看不到這一切了！淚水瞬間模糊了視線。她回憶道：「這次飛的時候真的哭了，哭了一路。」

許穎婷去年剛從美國大學畢業，可以在美國工作一年。她是持學生簽證回到美國的。她告訴記者：「我已經比很多人好運，很幸運我有現在這份工作，一份不算很理想的工作，但是讓我能夠回來。」

2019年6月9日下午，旅居波士頓的香港人及當地華人在麻州政府大樓前集會，圖為許穎婷手持擴音器呼籲大家支持「反送中」活動。（劉景燁／大紀元）

為了不牽連家人、朋友，許穎婷跟家人已經沒有了聯繫，也儘量避免聯繫朋友。開始的時候全力投入幫香港的工作，但幾個月下來，在經濟上得不到任何的支持，生活上、財政上都出現困難；以學生身份，也不可能賺很多錢。一段時間受這些事情影響，她覺得很累。特別是當見到其他人為香港做了很多事，而自己卻無法投入那麼多時間在香港的事情上，就會感到情緒低落。於是，她不得不作出調整，要先考慮工作、生活問題，照顧好自己。

這段艱難的經歷，也讓她有了另一種收穫：「我覺得經過了這場運動，大家會更加珍惜自己身邊人。包括自己，這一年才開始感受到身邊有很多愛我的人，我會感恩，會不捨得。」

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淬煉成長

「在我上小學的年代，小學的常識課有教做公民有甚麼義務和責任，有甚麼自由，你要記住那些自由，譬如社會自由、言論自由是一定會問到的。」2012年反國教的時候，許穎婷當時讀中學二年級。

「那時我覺得自由是理所當然的，七‧一遊行、六‧四集會我也有參與。但是開始擔心，會不會受到這些洗腦教育？」「反國教」，指的是2012年港人反對香港當局推行的、替中共對香港學生洗腦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許穎婷表示，真正的涉入其實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那時大約中四。自己沒有問過家裏人，就加入了學民思潮。

2015—2016年許穎婷感覺自己在不斷成長。「雨傘運動結束後，我與很多同齡人一樣，感到那種疲勞、無力感。」她一直在問自己是不是可以再做點甚麼？

2015年5月23日，還在讀中四的許穎婷，在香港立法會公聽會上斥責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以及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回憶起那次經歷，她表示：「其實政客哪裏會不知道有那麼多反對聲音。自己就是想藉這個機會為香港人說些話。」

「2019年是自己成長變化最大的一年」，許穎婷感嘆道。自己不再流於「參與」社會活動這個層面，經常會和朋友談論政治，感覺到責任會更大一些了。

許穎婷2019年因為在波士頓組織撐港集會，一下子認識了一群在波士頓的香港人，「我之前是完全不認識他們的，我不知道原來在波士頓有那麼多香港人」。

反送中之後，身在美國的許穎婷只關心香港的消息，與其他非香港人的圈子基本上沒有社交關係。那時候是她最後的實習期，大家要建立各種人脈、找工作呀、實習，她卻把時間都花在香港這邊。她表示不會後悔。「我想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成長了很多，但是代價就是照顧自己少了，人會比較累。」

從噩夢中醒來新聞自由不再

許穎婷是從雨傘運動開始萌生了對做新聞的興趣。2016年「學民」停止運作，同年許穎婷赴美留學。「我一直都有做社會運動的報道。所以2015年有機會加入網媒TMHK，一直都有做前線記者，還有報道做一些有關社區組織、或者是水深火熱的示威，反水貨啊等。」

2016年許穎婷去美國修讀新聞學，輔修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學），所讀的大學Emerson College的新聞傳播專業在美國媒體學院中是頂尖級的。她2020年4月畢業，獲得新聞學學士學位。

2019年4月的時候許穎婷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在連登上貼出來，「我說為甚麼要到外國去讀新聞？是因為那時我很想把香港帶入國際新聞的頭條上，帶去國際媒體。我還說很希望回到香港去做媒體。」

「回到香港之後，所有東西都不同了。到7·21的時候，看著警察抓人，記者被人打的畫面，我覺得這個不再是我所認識的香港和新聞自由，很心痛。」「因為我曾經感覺有一個記者證就好像有了一個護身符，因為有新聞自由，拿著記者證，我就算到哪都可以。」

從那時起許穎婷開始懷疑自己還怎樣回去做記者。在反送中運動中經歷過太多的事情，尤其是「7·21元朗襲擊事件」對她造成了很大的衝擊。「7·21事件」是指2019年7月21日晚間，中共和港府指使黑幫分子在香港新界元朗區無差別襲擊反送中遊行者和路人；香港警方被批評在事件中拒絕制止黑幫恐襲。

在美國同樣受到威脅

雖然沒有被捕或被起訴過，但因為中共打壓是國際化的，不會因為你不在香港就沒有事。

2019年10月12日下午，波士頓香港人及支持者們在波士頓公共公園和市中心集會、遊行。圖為許穎婷強調須獨立調查警察暴力真相。（劉景燁／大紀元）

2019年下半年，許穎婷因在美國波士頓搞一個撐港集會遊行而遭到了恐嚇。

事發時，「我所在教會的地址在微信上被人傳開，我所在教會的小組團契的時間、地點都被人知道了。有人就威脅說要衝進教會去恐嚇我，還有一些對話說要找我家的地址，在美國這些資訊全部都是公開的。有人在我家附近遊蕩，想恐嚇、想讓我以後都不敢出來。後來還有人說要組織人去踩我們遊行的場。這些人有的是有槍的，還把槍的照片放到網上說要帶去自衛。還有人說要射我的臉，還有說要帶上籐條和木棍去。我當時很異常的沒有甚麼反應，因為覺得他們只是口頭上說一下，不知道害怕。」

遊行前一天，許穎婷在計劃遊行的時候，在想到底要演講多長時間、要怎麼講。當時他們還邀請了一個藏族人發言，她是一個孕婦。想著想著，一個念頭冒了出來，「如果我正在演講的時候，突然被人打會怎麼樣？我是不是應該寫遺書呢？」這是許穎婷生平第一次想到要寫遺書。

許穎婷有過害怕，但沒有退縮。可能是因為《蘋果日報》報了這個消息，當天有數百名當地港人和支持者到來撐場。「於是我就想那麼多人都不怕我怕甚麼啊？所以我就頂硬上。搞事的那些人咄咄逼人，他們還在中國城終點等我們。在靠近終點的時候，發生了很大的衝突，甚至有些人跑到我們這一邊來毀壞我們的東西。集會結束後，我在回宿舍時被人跟蹤，最後要報警。」

事後許穎婷感到了後怕，「會有那種延遲的恐懼，過後有段時間，我夢到自己被抓、被人打，夢見自己被人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