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密：金融可以回暖 但香港人的聲音呢？

《華盛頓郵報》10月15日的一篇報道，將香港金融復甦與政治自由收縮並置討論。這提出了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衡量香港的處境，經濟指標之外，普通人的權利應當佔據怎樣的位置？

金融回暖值得歡迎。就業、生計與家庭前景，都需要經濟發展的支撐。但市場的表現，無法完整反映一座城市的生活。資本是否願意進入，與居民是否能夠安心表達，是兩個需要分別回答的問題。

如果以經濟成績回應所有有關自由的憂慮，就會遺漏一些最基本的追問：公眾能否批評政策？媒體能否監督權力？人們能否和平表達異議，而不必擔憂難以預料的後果？

這些權利，與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勞動糾紛、教育政策、住房負擔，任何一項都可能需要原本遠離公共事務的人去申訴，需要媒體去報道與公眾去討論。表達空間的價值，往往在人遇到困難時才顯得格外清楚；而它的維護，卻不能等到那個時候才開始。

因此，生計與自由不應成為彼此抵消的理由。人們有理由期待收入改善，也有理由要求權力受到監督。承認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不意味著必須擱置對公共權利的關切。

秩序同樣需要辨明。爭議減少，可能源於問題得到解決，也可能源於表達受到抑制。兩者表面相似，根基卻不同。前者積累信任，後者容易使真實的不滿退出公共視野。一個社會若逐漸失去聽見批評的能力，也就削弱了發現問題、修正錯誤的機會。

作為一個母親，我尤其關心這種環境會怎樣影響下一代。我們教育孩子誠實、有責任感，鼓勵他們面對不公時堅持原則；當他們開始追問社會問題時，這些教導是否仍然有效？

如果孩子逐漸習慣在開口之前判斷風險，在事實之外揣摩甚麼話可以說，謹慎便可能演變為自我審查。這種變化不會直接呈現在經濟報表上，卻會影響一代人對誠實、責任與公共生活的理解。

香港的未來，也應當放在這樣的尺度下討論。企業關注經營環境，家庭同樣關心孩子將如何成長；投資者判斷收益與風險，居民也在判斷自己是否能夠有尊嚴地參與城市生活。

不同人的答案未必一致。有人看好前景，有人憂慮變化，也有人選擇沉默。這些感受都應有被表達和理解的機會。不能因為某種憂慮不符合繁榮的敘事，就認定它無足輕重。

真正有說服力的城市成就，應當經得起追問。經濟回暖可以成為改善民生的契機，也應伴隨對公眾意見更充份的尊重。允許批評、保障和平表達、讓權力接受監督，都是值得持續檢驗的公共責任。

歡迎香港金融回暖，同時關心香港人的聲音，是一種完整的期待。我們希望看見市場恢復活力，也希望看見居民能夠坦然討論這座城市的方向。

衡量香港的成功，終究需要聽取生活其中的人如何評價。繁榮的意義，也應落實為他們可以切身感受的尊嚴、權利與安全感。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