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治層與底層百姓的矛盾

編者按：中共多年來向國人灌輸暴力革命的概念，如今其自身的腐敗，令其嚐到被反噬的滋味。誠如作者所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經陷入「制度性無出路的狀態」。

觀察近兩年的中國政治，會發現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即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的裂溝正在加劇擴大。執政者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頓吏治與應付18大權力之爭的後遺症之上，對中產階層的民主憲政政治訴求採取嚴厲打壓，動輒以尋釁滋事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腐壓力當頭，以不出事為最高目標，對農村地區的壓制反而有所鬆動。因此，底層政治中的民粹主義反而興旺起來。

陝西靖邊地區出現的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這種情況下出現的。不少論者為「打土豪、分田地」叫好，本文想分析這種「打土豪、分田地」的舉動，是否能為中國找到今後極需的制度出口。

底層政治民粹化趨勢已成

6月1日，陝西靖邊縣84戶400多名農民私自成立分地工作隊，測量並分配了與其他村組存在土地權屬爭議的70畝土地，參與的村民將此次行動稱之為「打土豪、分田地」。

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兩點。一是這塊於1979年承包出去的地，歸屬權有爭議，目前歸屬於西卯組，但實際應該由東邦組、前溝組等4個小組共有；二是包括這70畝地在內的1,314 畝林地，由西卯組村民王治忠承包，王治忠家有權有勢，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記者調查到的事實脈絡是：該地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土地歸屬經過兩分兩合，現有土地歸屬其實早在1963年確定，劃歸西卯。王治忠之父王建國於1979 年通過口頭協議，從西溝村組承包了1千畝荒地。1984年，王建國、郝耀軍等7人分別與西卯組簽訂了《承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這塊荒地。經過投入資金人力，這塊地如今已經成為林地。在2008年以前，當地村民對此並沒有異議。直到2008年，靖邊縣工業園區向楊虎台村徵地，過去不值錢的荒地，也能得到大筆補償款。村民們開始爭奪這些荒地的所有權，以期分到土地補償款。

王治忠父親承包該塊土地時，只是個普通農民，他家變成「有權有勢」的「土豪」，應該是承包土地後的事情。當地政府判定為土地糾紛，是基於契約關係構成的事實。這類事情其實在中國農村地區非常普遍：荒地承包出去之時並不值錢，承包者經過多年資金與人力投入，經營見效，進入收穫期，當地村民就開始要求變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為這類糾紛太多，2009年中國政府出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希望為這類糾紛提供法律依據。

政府與人民土地的博弈

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圍繞資源再分配而展開的，採取的是透支資源支撐發展的模式。如今全國範圍內出現了資源枯竭與大範圍的環境污染，僅剩下土地這一種最值錢的資源。政府、民間全都盯上了這塊生財寶盆。從2008 ~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6年間增長了一倍，從6萬1,330.35億元（人民幣，下同）增至12萬9,143億元；而同期土地收入翻了兩番，從2008年的1萬0,375億元猛增為2013年的4萬1,250億元。土地收入與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的比值從1：6增長為1：3。

政府利用對國有資源的絕對支配權強徵土地，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市、鎮、村3級合謀，侵奪村民土地的普遍現象。全國每年逾20萬起群體性事件，土地糾紛佔了30%以上。各類土地糾紛更是層出不窮，其中有陝西靖邊這種群體與個人、村級組織與個人，以及個體之間的爭鬥。《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例精選》一書收有各種案例。

土地糾紛如此紛繁，其根源都在於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造成的所有權虛置狀態。對政府而言，所有權虛置狀態為政府侵奪農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讓政府擁有農村土地事實上的支配權；對農民而言，集體所有這一名義，也同樣為他們覬覦他人財產、藐視契約權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決因為徵地而引起的官民衝突以及農村頻發的土地糾紛，一勞永逸的方法，其實就是土地私有化。所謂農村社區重建等事項，在私有化問題解決之後再來解決，則有了制度依託。

目前政府的新城鎮化政策，是只顧了財政需要的短視之舉。在就業本已非常艱困的條件下，農民失去土地就會成為實質上的流民。流民社會是「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的社會基礎，但不是憲政法制國家的基礎。

統治集團與底層的矛盾

習近平上任以來，因為上層嚴重分裂而不得不以各種方式集中權力。出於對民主政治的恐懼，習幾乎拒絕一切社會階層對政治的參與。因而，有限的政治參與多以投機為主。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本來就侷限於網絡言論，在強力打壓下，言論空間日漸壓縮。以新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使底層流民化趨勢加速。

這種拒絕任何社會參與的獨裁統治，將政治變成了少數人壟斷的專制政治。公權力對資源與思想文化資源壟斷的全面趨強，必然與民眾要求參與的需求之間，矛盾更趨嚴重。滑稽的是，在權貴資本如此發達的今天之中國，中國的思想控制仍然得乞靈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這實際上讓中共自身，尤其是讓中國社會陷於一種難以解脫的困境。

共產主義政治從娘胎裏帶來的理想病，就是要以「剝奪剝奪者」的方式消滅有產者。它的現實病卻是3個壟斷，即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必然養成新特權階級。這一結局蘇共無法避免，所有其他共產黨國家也無法避免。中共曾藉經濟改革暫時擺脫了危機，但權貴官僚集團利用權力搶錢，又造成了新的危機。

目前，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矛盾其實是「富馬克思主義者」即統治集團與「窮馬克思主義者」即社會底層之間的矛盾。富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堅持，一是為了政治合法性，二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理論抵禦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這兩者都與所謂意識形態的純粹性沒有半點關係。

問題是，中共當初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本土化時，「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最深入人心的口號，並以此成功地動員了底層社會參加革命。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意識形態仍然沿襲了當年革命黨時期的特點，繼續灌輸這類思想。

如果說當年中共的土地革命與土地改革，需要對群眾充份動員與教育，才能讓他們認識到剝削有罪，剝奪剝奪者是神聖革命，那麼今天中國的底層社會，根本不需要再灌輸這類理念，底層神聖、打土豪分田地、剝奪剝奪者有理等觀念，他們自小通過學校教育、電影、電視、文學作品等無處不在的浸染，已經內化為思想的一部份。加上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的「中國特色」，他們理所當然認為自己的貧窮，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貪官污吏們的剝奪所造成。既然你們能夠用權力搶錢，我們就要用暴力將錢搶回來。

如今，政治裂溝的一邊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用槍桿子，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邊，則是數以億計的社會底層，想要回自己擁有的那一份，「要將自己失去的奪回來」。前者說自己是全體人民，包括後者在內的代表，在為人民看守家財；後者稱那家產本就是我們的，如今大家要分家產、要革命。也就是說，要像當年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一樣重新來過。中國已經陷入制度性無出路的狀態。◇

（標題編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