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份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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