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之後,學校文革小組就組織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和其他師生一同去T市的南郊區參觀天主教會的反動罪證。隊伍還沒有走近教堂,就遠遠聽到廣播裏紅衛兵的喊叫聲,看到鎮上到處都貼滿了批判天主教會的標語口號。印象比較深刻的有,「打倒反動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是帝國主義侵華的馬前卒!」「天主教是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組織!」大都諸如此類。接近教堂時,路兩旁齊齊跪滿著修女、神父以及一些教徒,少說也有一百多人。他們衣服髒亂,大都被剪成了陰陽頭(頭髮剃一半、留一半),脖子上都掛著寫有「反動教會成員」的紙板或木板,很多人身上露出皮肉的部位能夠看到未結疤的傷痕,衣服上不少都有斑斑的血跡。他們在身後紅衛兵皮帶的抽打之下,雙手不斷地打自己的臉,口裏不停地喊著:「天主教是騙人教!」「天主教是害人教!」「天主教是特務教!」等等,喊得稍慢一點兒,身後揮舞的皮帶就會加重、加快。看那些紅衛兵的軍裝、皮帶,就知道他們非普通學校的學生,一定是省委、省政府和軍區幹部的子女。

教堂門前的空地上,擺著一些腐朽的殘破棺木和成堆的屍骸,尤其是其中一堆兒童的骸骨十分顯眼。有位女紅衛兵在解說:指那些骸骨都是教會欺騙、殘害老百姓的證據。那堆兒童的骸骨,是他們假借撫養和收留孤兒,實則是用孤兒做試驗造成的。根據骸骨的數量,他們最少殘害了一百九十多名兒童。他們害死了人之後,怕給外面的人知道,就偷偷埋在教堂的地下,現在仍在繼續挖掘,反動天主教會殘害老百姓的罪證會不斷增加。

教堂上面的十字標誌早已不見了,看到的只是一處裏裏外外被砸得一塌糊塗的舊建築物。教堂裏面很難走,因為地中央挖了一個大坑,而且下面還有人繼續在挖,周圍靠牆處都堆滿了挖出的土。我們排著隊小心翼翼繞著室內的大坑轉了一個圈,參觀完了所謂的「天主教會的反動罪證」。

休息時,我們到鎮上的人家中找水喝,聽到鎮上的人說:前幾天,很多紅衛兵來砸教堂,教會也來了很多人保衛教堂。但教會的人不敢和紅衛兵動手,只是跪在地上在胸前劃十字。結果很慘的,他們讓紅衛兵打死、打傷了很多人。在回家的路上聽我們辛老師說:在紅衛兵要進入教堂時,那些教會的人成片地跪在教堂的前面,被皮帶抽打都不肯讓開。紅衛兵最終採取了更激烈的行動,用鐵鍬、鎬把打開一條血路才進去。在占據教堂的過程中,當場死了大概是八人,傷了二百多人,都是教會的人。

那次參觀教育的效果很大,市區及近郊的教堂(約有五處)很快就都遭紅衛兵、造反派毀去,教產遭沒收,教會的人同黑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一樣,被關押、批鬥、遣送。我們學校的唐文暄老師也在那時遭了殃,還有別的幾位老師,但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

那一天我極難忘記。不記得當時我們正在做甚麼,被學校的大喇叭喊到了操場上,說有批鬥會要召開。到了操場,看四處的標語,才知道要批鬥的是學校的天主教徒,有八十班的班主任唐文暄和另外幾名老師。說實話,唐老師沒有教過我,就連課都沒有給我們代過。但他嚴厲認真、不苟言笑,同學都比較怕他。怕是怕,卻沒有聽到過有人在背後罵他,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老師。他帶的班無論紀律或學習成績,一向都是全校最好的。那時社會上把天主教宣傳得非常壞,搞得我們很迷惑。同學們都知道唐老師夫婦二人是解放後主動回國參加建設的華僑,在獨生子意外死亡後,非但沒有去追究對方,反而出錢出力幫助那戶人家的孩子精神恢復正常。像他那樣的人會做壞事?我們實在無法相信。尤其是我,在小學三年級時和幾個同學連著多日去撿煤核,手腳都皴了口子,一碰就流血。被教導處檢查衛生時叫去,當時的林校長(唐老師的太太,也是天主教徒)不僅沒有批評我們,還用熱水反復為我們洗淨了手和腳,塗抹了凡士林才讓我們離去。她的仁慈和愛心我至今都難以忘卻。那時雖然不相信他們是壞人,但要是敢說出來也無異於找死,只能放在心裏。

我們還沒有走到操場的開會位置,幾名信奉天主的老師就被押了過來。唐老師被一群紅衛兵推搡著走在最前面。他的高度近視眼鏡不知哪裏去了,首次見到他不戴眼鏡的面孔時似乎有些生疏。他的背頭髮式仍保持得十分齊整,腳下的皮鞋也像平時一樣光潔,只是身前掛了個糊了白紙的牌子,又長又大,好像是我們的課桌面,記著牌子上寫著「反動天主教分子——特務唐文暄」幾行大字。隨著高昂、亢奮的口號聲,人群開始向前擁擠,有人向他們臉上吐唾沫,像是在表現勇敢一樣,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很快行動就升了級,大概是覺得唾沫的硬度不夠,或者是後面的人唾不了那麼遠,有人開始用石子投向他們,前面有人受到了波及,開始出現叫罵聲。我們跟著人群向後退,突然有一粒大些的石子擊中了唐老師的前額,而且力度也強,唐老師身子晃動了一下,待他站定又向前走時,眉頭上的鮮血沿著眼皮流了下來……

不明白我那時的「革命意志」為甚麼不夠堅定?總之,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感覺,是厭惡?是恐懼?或者二者都有,一時也理不清。我不停地向後退,退出了人群,然後離開了學校。回到家後,我摘下了紅衛兵袖章,小心翼翼地折疊起,放入了自己的小箱底。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沒有去學校,可在家裏的日子也不好過,除了做家務,還要常常聽母親的唉聲嘆氣和嘮叨。我和幾個同學想去找工作,那時雖然很多地方都需要人,但不知甚麼原因,誰家也不敢要「在校生」,就連做臨時工也不行。到學校去申請退學,校文革小組的趙老師一句,「是不是想逃避文化大革命?」就嚇得我們不敢再往下說了。那時隨便一個「大帽子」就能砸死人,誰敢同他們頂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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