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抓住了薄熙來的本質

⊙姜維平

3月14日，溫家寶對王立軍問題的回答是比較直率和坦誠的，短短數語，點透了薄熙來的本質。我們已經看到，重慶的「唱紅打黑」實際上是一場由地方官員發起的「二次文革」。王立軍叛逃事件是「二次文革」失敗的標誌。它提醒中國人民，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這樣的情況複雜的國家裏，最好自上而下地漸進式地推進民主法制。溫家寶已經做了努力，正因為收效甚微，故中共18大應當有一個集體的共識。否則，「二次文革」還會死灰復燃。

據報道，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路透社記者全場最後一個，也是最敏感的「王立軍」事件的提問時，溫家寶的回答與之前對西藏問題的含糊不同，罕見地坦率對重慶當局進行了批評。他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溫家寶的這一表態，是中共政治局高層首次對重慶「王立軍」事件的公開定性表態，顯然，對薄熙來的仕途將是一大打擊。

我認為，不能僅僅停留在權力內鬥的層面上分析王立軍事件，那樣將走偏。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不會感同身受。2009年6月30日，北京搞所謂「將軍後人合唱團」，我就講過，它是軍事政變的一次綵排和預演。此後的多次國動委活動和軍演活動，都表明薄熙來一直在鼓動軍隊燥動。這頗為類似文革前毛澤東的做法。他在重慶首倡毛的巨幅畫像，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是要借毛的餘威而搞亂全國。「唱紅」是煽動個人崇拜，「打黑」是挑動群眾斗群眾。1966年是抓「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如今是「黑社會」；過去是抓「走資派」，現在是「保護傘」；過去搞「語錄本」，現在是《讀點經典》；過去是「送最高指示」，現在變成「紅色短信」；過去是紅色「語錄包」，現在是「紅雨衣」；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而且，2009年初，薄熙來在一次會議上講話，把批評他的一些幹部群眾稱為「惡鬼」，他的口頭禪是「敢和惡鬼爭高下」。其來自於一本批判劉少奇的小冊子。這都佐證了他的指導思想，沒有一點新理念，新思維，全是溫家寶所說的文革殘留與封建意識。

據報道，3月14日中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了中外記者的包括西藏、政改在內的多個問題。這是溫家寶最後一年以總理身份亮相兩會新聞發佈會。在持續三個多小時的發佈會中，他自稱以「認真沒有敷衍地」態度，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溫家寶說，「王立軍事件發生以後，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國際社會也十分關注。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央高度重視，立即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專門調查。目前調查已經取得進展，我們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嚴格依法辦理。調查和處理的結果一定會給人民以回答，並且經受住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我認為，溫總理點到了薄熙來問題的本質。而且，他所說的「法律和歷史的檢驗」，表明，他已經接受了文革的教訓。既使是對待王彪子這樣的人，也要在法律的軌道上處理。早在去年7月27日，我就在《薄熙來能管住王立軍嗎》一文中，分析和預測了王的未來下場。這不是說，我比別人聰明，而是我了解薄熙來，也經歷過文革和「文字獄」。薄熙來把王立軍當成一把鋼刀去殺人，殺完了他人，一定是自相殘殺。這個套路文革走過，沒走通而已。所以，毛的時代發生了「林彪事件」，過去是逃往溫都爾汗，如今是成都美領館。2008年開始的「唱紅打黑」，是以個人崇拜為瘋狂動力的。1966年是毛澤東，2009年是「薄澤東」。過去是「梁效」，現在是蘇偉，李希光等；文革時是傅聰滯留國外，現在是民企老闆李俊流亡；過去是老舍等無數的人自殺身亡，現在是烏小青死於看守所；過去是「走資派」滅亡，現在是文強「速死」；過去是「砸爛公檢法」，現在是270個專案組；過去叫「牛棚」，現在叫「打黑基地」；過去是株連九族，現在是「一網打盡」；過去是「貼大字報」，現在是「舉報信」，「檢舉箱」，「檢舉室」，「網上舉報」；過去是抓最高法院院長鄭天翔，現在是重慶高院副院長張弢；過去是謝富治，現在是王立軍；過去叫「倒贓」，現在叫「共富」；等等。總之，從薄熙來的一舉一動，都找到了文革的影子。挑動群眾互鬥，美其名曰「打黑」；挑動官員互鬥，美其名曰「反貪」；挑動軍民互鬥，叫「擁軍愛民」，卻搞出了震驚世界的李俊案，等等。不管怎樣，都有一個前提：薄熙來是「救世主」，是清流，是「包青天」，是聖人，其目的都是篡黨奪權。而王立軍叛逃事件，則無情地粉碎了「薄澤東」的領袖夢。

報道引述溫家寶的話說，「多年來，重慶市歷屆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改革建設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隨後，溫家寶暗示，重慶的做法，與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的「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改革開放的路線有所違背。

在我看來，溫家寶已經明確而全面地否定了薄熙來2007年以來的工作，「歷屆」和「現任」的兩個詞語再清晰不過地表述了，薄熙來的事還沒完。顯然，薄熙來是僅僅反思，還是依法處理，這不取決於事實和罪證，而取決於中南海高層權力格局的變化。實際上，薄熙來在重慶，除了「二次文革」的以殺人震懾為特點的階級鬥爭，沒做甚麼有益的經濟工作。「打黑」使國企資產增加，只是一種數字的轉移，沒有創造任何財富。引進的富士康之類的「血汗工廠」，只不過是當年「兩頭在外」的翻版，只能使重慶人成為新的奴隸。所謂「廉租房」是住房雙軌制，在政體不改的情況下，只能進一步滋生貪腐。所謂「地票換戶口」，是變相欺騙和搶奪農民的土地。所謂戶籍改革都是陳詞濫調，基辛格成為「國賓」，王立軍投靠美領館，又暴露了薄熙來「形左實右」，「假愛國，真賣國」的本質。所以，他的政策使重慶2011年財政赤字1000億，但他唱紅揮霍2,700億，打黑搶奪民企1,000億，（鐵流老先生說是3,000億）現在。「二次文革」使重慶到了寅吃卯糧，經濟崩潰的邊緣，這頗為類似文革結束的1976年。

媒體引述溫家寶的話說，「我在這裏想講一段話。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最後，溫家寶說「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這個道理全國人民懂得。因此，我們對未來抱有信心。」
上述講話是溫總理的獨唱，絕唱，還是中南海高層的集體決策，還有待於進一步觀察。在我看來，如果不像1976年粉碎「四人幫」那樣，把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的問題，毫不手軟地一起解決，不藉機調整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方向，薄熙來之流野心家捲土重來，把「重慶模式」變成「中國模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習近平不會淡忘《劉志丹》。李克強應當深知法律的重要。值此中共政權交接的十字路口，令人焦慮。但願他們都能以王立軍叛逃事件為鑒鏡，找到未來中國旗艦前進的正確航向。

2012年3月14日
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