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科學和教育正在滅亡中國

【大紀元訊】最近在中國大陸有兩條新聞，引發了公眾的高度關注。一條新聞是關於中國高等教育的。中共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7日在政協委員分組討論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農村孩子不宜入大學」。另一個議題是關於中國大陸最重要學術頭銜的評審，據說中國的院士評審已經形成一條灰色產業鏈，參加院士評選需要付出幾百萬元的公關費，而且要把許多人的研究成果放到一個人的名下才能完成。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邀請了原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著名學者孫延軍先生，對這些問題進行解析。以下轉自訪談內容。

主持人餘音：為甚麼最近中國民眾對院士頭銜評審、和農村孩子的高等教育問題給予了這麼多的關注呢？

孫教授：院士評審，是中國當代學術研究狀況的縮影，而教育則關係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科學研究和教育又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它們不僅是今天的熱點，也是歷朝歷代的熱點。有人把我們今天的時代稱為知識時代，但我請聽眾朋友認真思考一下，哪個時代知識不重要，哪個時代不是知識時代？同時，科學、教育關係百姓的切身利益，特別是教育問題對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廣大民眾至關重要。良好的教育，歷來是底層民眾擺脫生存困境的有效途徑。但是，當前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科學和教育領域積累的問題太多、太重。已經遠遠超出了公眾的忍受限度了。

主持人：中國大陸方面有新聞報道，把院士評選中所投入的巨額公關費，以及把很多人成果劃歸一人名下的集體造假行為，說成是院士評選中、甚至是各種科研獎評中的個別現象，您認為是這樣嗎？

孫教授：我在中國高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十六年，在給高校教師講授培訓課程時，也曾經多次和北京各個高校的青年教師互相溝通，對相關資訊有充份瞭解，我對這個問題最有發言權。我認為，上述問題，決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這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形成了氣候，現在則逐漸公開化、猖狂化。

主持人：您能否具體給我們的聽眾解釋一下，中國大陸的科學界為了頭銜、項目、獎評等究竟是如何公關的？同時，究竟是如何集體造假的？

孫教授：好的，我就結合我的見聞，簡要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十多年前，我剛參加工作，在吉林大學任教。有一次外出參加學術會議，會議的主辦方把我和一家出版社的編輯安排同住一間客房。經過簡單自我介紹之後，我們很快就熟悉了，交談得很愉快。他問我，「你現在是甚麼職稱？」我說，「是講師」。中國高校的專業職稱等級，分為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比普通教授更高一級的，就是擁有招收博士生資格的教授，稱為博士導師。

他批評我說，「你發展的也太慢了，你都快30歲了，才熬了一個講師。人家某大學的某人，只有27歲，就是正教授了；某大學的某人剛30歲，已經是博士導師了」。我聽了以後，感覺很慚愧。我說，「人的才能有高低，這是沒法攀比的」。他說，「你這就錯了。這些人有時幾天就寫一篇文章，兩個月就寫一本書，這些論著之所以能寫出來，是因為有很多人幫助他們寫。最後把所有的成果算在一個人頭上，幫助他們評職稱。以後別人評職稱的時候，他們再去幫助別人。這些人寫文章、寫書也不用第一手資料，看過三、五篇文章，他們就能編出一篇文章。看三、五部書，就能寫一部專著。這些論著之所以能出版，就是因為他們和出版社的關係非常好」。我聽了感覺很震驚，因為我一直把教學和科研工作看得很神聖。這位編輯看我對他的話發愣，他就告訴我說，「學術研究，就是一碗飯，別太認真，在學術界混，不是比誰的學問好，也不是比誰的品德好，而是看誰的人際關係好，也就是看誰會公關」。

主持人：那您當時是否證實過這位編輯所說的情況？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

孫教授：後來我經過認真調查，發現他說的是事實。而且我發現，學術界的腐敗程度要比這位編輯說的更厲害。中國學術界的很多所謂的名教授，或者是所謂的大學者，他們的主要精力不是用在學術研究上，而是用在和主管教育、科學的官員之間建立聯繫上。收買政府官員，就可以控制學術出版物，控制學術獎評的遊戲規則。然後，帶著自己的學生，夥同學界的朋黨，組成利益集團。某個獎項、某個頭銜、某個科研項目給誰，他們說了算，當他們內部決定要把某個頭銜、某個項目給誰的時候，利益集團的所有相關資源，就會往一個人的名下集中。讓某人在短時間內達到評審的標準，或者專門為某人量身定做一個學術標準。

比如說，有一個學者，他有很多海外學術關係，有留學經歷，是全國政協委員，又在為中國的多家企業作項目。如果某個學術壟斷集團，想讓他評上院士，他們就會在院士評審資格上寫上，「有國際學術視野，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過突出貢獻，同時又具有參政議政能力的學者將被優先考慮」。這樣一來，只有他最符合這個條件，別人即使參加申請，也不過是陪太子讀書。所以有關報道中所揭示的院士評審的情況，在中國學術界早已司空見慣了。大項目、重要頭銜的評審，一定要變成集團行為才有成功的可能。當然這確實需要有高額的公關投入。但高額的投入也會換來高額的利益回報。

主持人：那您認為，中國學術界是否還有一部份人在堅守學術道德？中國的學術研究究竟還有多大的可信度？

孫教授：當然會有部份學者，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理想，或者厭惡這種追名逐利的鑽營行為。但他們的生存狀況極差，佔有的學術資源極少，想有所作為是十分困難的。中國學術界在國內外已經徹底喪失了信譽。學術研究，變成了以科學名義獵取私利的工具。而通過利益鏈條把知識份子束縛起來，也是中共官僚們的真實管理意圖。中國學術界充滿了權術和利益，而看不到理想、自由、探索和個性等精神品質。中國傳統的大學之道，即「明德格物」精神已經蕩然無存。

主持人：最近幾年中國學界出現了一些打假專家。為甚麼沒有看見他們對學術界的集體作假行為進行集中揭露呢？

孫教授：我認為，單個人的學術違規現象，容易被發現。但這種學術壟斷行為、團夥作案的方式，總是以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現。所以，調查取證十分不易。因為學術界的遊戲規則，就是這些利益集團夥同政府相關部門的主管共同制定的。因此，表面看起來會無懈可擊。當然，這種靠學術壟斷的方式，盜竊國家寶貴學術資源的行為，其危害程度要遠遠高於個體的學術腐敗行為。

主持人：既然中國學術界已經腐敗到這種程度，那我們前面提到的，這次中共兩會中，個別政協委員的提議，就是「農村孩子不宜入大學」的看法，上大學的費用，對於農村普通家庭來說確實過於昂貴，更為致命的是，他們花了錢，卻學不到應該學的知識，不能培養起應有的素質，畢業後就業也十分困難。留守農村，或者學點技術，打工謀生，不是更好嗎？是否有一定道理呢？

孫教授：我認為，這個政協委員的話揭示了一部份事實。但她沒有追問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主持人：您認為農村孩子上不起大學，或者上了大學也就不了業的深層原因是甚麼？

孫教授：我認為，農村孩子上不起大學，或大學畢業就失業這是政府的失職。是政府沒有把教育資源進行公平、均衡的分佈。而就業問題，是由於在中共統制下，中國社會的全方位腐敗造成的。現在就業更多地是靠社會關係，而不是品德和才華。

主持人：您認為「農村孩子不能入大學」的見解究竟錯在哪裏？

孫教授：首先，把一個國家的青年人送入他們智力程度所能勝任的學校去學習，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的必要條件，也是促進教育公平所必然要達到的目標。如果僅僅以出生地不同，而不是以青年人品學來決定他們受教育的機會，這不僅是教育的不公正，而且也浪費了國家寶貴的智力資源。這樣的國家是注定沒有前途的。

其次，一個社會，如果不能給處於生活最底層的民眾以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那這個社會就喪失了穩定的基礎。古人說，「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譯成白話就是，「只有十戶人家的小村莊，也一定有俊傑之士。」如果他們的宏圖壯志得不到發揮，如果他們每天遭受社會的不公平、不公正，那他們很容易就會變成陳勝、吳廣。所以，不論是中國古代的帝制，還是現代的文明制度，一定要給處於社會底層的人以翻身的機會。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就是今天的最佳途徑。

主持人：我還得追問一下剛才提到的一個關鍵問題。現在學術腐敗這樣嚴重，您認為，中國大陸的大學還能發揮正常的功能嗎？

孫教授：大學有其它社會環境所不能比擬的學術資源，比如圖書資料，比如給年輕人以匯聚、交流、研討的機會。要相信年輕人在大學環境下的選擇判斷能力。另外，大學一般建於城市，對農村孩子全面瞭解國情，非常重要，只有全面瞭解中國，才能最終改造中國。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

主持人：您認為農村孩子讀大學，會破壞農村的文化傳統嗎？

孫教授：知識越多會越尊重農村的傳統，您剛才提到的那位政協委員，不就是因為她在城裏受了多年的教育薰陶，又到農村進行了觀光，才感到保護農村風土人情的必要嗎？

主持人：這位政協委員還有一個看法值得關注，她說，農村孩子讀了大學不僅回不去農村，而且留在城裏找不到好工作，也買不起房，生活艱苦，也不會幸福。您對此怎麼看？

孫教授：這個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問題。如果農村和城市戶籍的壁壘不存在，如果農村和城市的資源分配得比較均衡，如果農村和城市的發展機會均等，如果社會是一個符合現代文明和普世價值原則的法制社會、自由的社會，而不是由官僚權貴控制的專制社會，那中國的人力資源會得到很好的調整。決不會出現農村人都想進城的現象。

主持人：您現在身在美國，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美國是如何解決教育和就業公平問題的？

孫教授：我發現美國人根本不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想到哪裏去住，打起行裝就走。富人孩子讀書的大學，窮人的孩子也能進，沒錢讀書，可以申請獎學金，也可以申請貸款。就業也不靠父母的關係。這不是因為美國和中國的文化不同，也不是因為美國比中國更富裕，而是因為美國的遊戲規則更公平。正是因為她的遊戲規則好，所以她成了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覺得中國民眾應該從美國社會的遊戲規則中獲得啟發。

主持人：根據現在中國社會的遊戲規則，根據現在中國的科學和教育現狀，您認為中國社會的未來前景如何？

孫教授：中共從1977年開始提出科教興國的口號，1995年就把科教興國作為一個戰略目標來宣傳，科教興國的口號被中共喊得震天動地。但看看中國這些年的教育投入，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至今也沒有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2009年末中國教育報曾發文做了統計，中國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為42美元，美國為2684美元，是中國的63.9倍。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因素，我們以人均GDP來比較，中國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僅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國為6.10%，是中國的7.44倍。日本為4.28%，南韓為3.01%，俄羅斯為1.87%，是中國的2.28倍，巴西為2.29%，是中國的2.79倍。所以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中，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金磚四國中，中國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2010年中國的教育投入又以金融危機為借口進行了大幅度的削減。除了投入資金太少的問題外，中國的教育和科學研究還要遭受當今世界最嚴厲的意識形態控制。我認為，按照今天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規則，中國的科學和教育都得不到實質的發展，反倒會遭受越來越深重的摧殘。中共統治下的科學和教育不僅不能使中國興旺發達，而恰恰是在滅亡中國。

主持人：最近茉莉花革命席捲北非和中東地區，很多國家的專制政權都紛紛垮臺，您認為這一輪世界民主變革的衝擊波，會對中國社會的遊戲規則產生根本的衝擊嗎？

孫教授：我認為，茉莉風暴已經對中國大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看看中共官僚們驚惶失措、如臨大敵的舉動，就可以推知他們對社會的變革是何等恐懼。

但我認為，茉莉革命只是改變中國現狀的一種可能的方式。而且這並不是最根本的拯救中國的方式。最根本的方式是傳《九評》，促「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消解中共的精神實體；擁抱普世價值，重建信仰，復興中華文化。這樣中共覆滅只是拯救中國過程的副產品，而中華民族則會得到完全徹底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