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是後來才變壞的嗎？（二）

⊙辛聲

三、積極充當蘇俄侵華的政治工具，消極抗日、積極反蔣，借抗戰擴充自己的地盤和實力。 

中共一向稱自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愛國者，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最高典範，但事實恰恰相反。 

成立於1921年的中共並非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而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的一手操縱下成立的。其建黨之初，它的黨章黨綱是由共產國際制定的，它的活動經費也是共產國際提供的，當時的中共其實就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中國支部，稱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兒子黨」。這種與生俱來的出生「胎記」，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當蘇俄侵華的政治工具，為蘇俄的在華利益服務。 

早在1921年的「一大」宣言裏，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稱：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從中國分離出去；可以加入現在世界上的某個「民主聯邦」。這裏所謂的某個「民主聯邦」，它沒好意思說出口，其實就是中共的主子蘇聯。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比如當1924年7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人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 

1929年7月，當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大規模侵略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武裝叛亂高潮，與蘇俄侵略者「裏應外合」。 

日軍侵華是中華民族上世紀面臨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機，也可以說是檢驗一個中國政黨究竟是不是真愛國的試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愛國，那麼，當日軍大舉入侵中國的時候，它理應將民族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與國民黨一同齊心協力抗擊外敵，但中共的所為恰恰相反。雖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卻處處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蔣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國民政府無暇他顧之機，千方百計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實力，為日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做準備。結果，8年抗戰中，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政權被極大地削弱，中共則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130萬人的大軍。難怪毛澤東生前多次說過，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 

為了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對自己的全面支持，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不惜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具體內容包括：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力；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並入朝鮮。 

四、建立地方割據政權，對百姓施行專制統治。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國家，百姓毫無人權，備受欺凌蹂躪，對此，絕大多數人今天都不會有異議。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不知道，其實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經反覆進行過專制獨裁的實驗了，只不過不是全國性的政權，而是中共在其「根據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據政權。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個國中之國是個典型的斯大林模式的集權社會。按中共的旨意，這裏的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15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成年男子大都被徵入紅軍，或徵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3年下來，鄉村裏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在這裏，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搾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繳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1933年3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穀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這裏的每個村子都24小時放哨，離開村子都要有路條。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甚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1931到1935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15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份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50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70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澤東死後的1983年，江西有23萬8,844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所謂「革命聖地」延安更是開了中共1949年後大大小小政治運動的先河。在整風運動中，中共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對以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為主要內容的人類基本價值進行了一場大清洗。在政治高壓下，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不但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甚至不惜出賣他人，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一批堅持獨立思考，大膽發表意見的知識份子，要麼遭到整肅，要麼為此失去了生命。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