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2）

作者／心緣

戰時國家經濟建設成就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的總決策下，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均有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1993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的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里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1940年6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

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佔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佈都有明顯的發展。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切斷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1942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繫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此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1945年1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繫，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1937年9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1938年10月公佈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1938至1941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1943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當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餘件和專利五百餘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侯德榜潛心研究制鹼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制鹼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鹼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

「侯氏制鹼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恆明發明的《浮游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志》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
更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應為（1911年─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