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紅冰
「六四」精神是追求正義和良知的激情,還是利害權衡的理性?「六四」已經過去16年了,這個問題卻仍然通過不同的方式反覆重現。
「六四」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上個世紀80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倡導思想寬容,自由、民主、人權思潮得以在中國大學中廣泛傳播
?一大批中青年教師是這種思潮播種者,大學生、研究生則是生機盎然的沃野。80年代末,沃野上已然開滿多姿多采思想之花,這正是「六四」運動崛起大背景。時至80年代末,權力腐敗已經深刻傷害了經濟改革的成果,全民性的對權力腐敗的強烈憤慨,通過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大學生,聚焦於大學校園。胡耀邦先生去世所蘊含的人性悲劇,震撼了人們的道德良知,追求正義的激情點燃了對權力腐敗的憤慨,「六四」運動的歷史性進程由此開始。
「六四」運動從起點到終點,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理性策劃和利害權衡的結果。當局指控有「一小撮」黑手在幕後陰謀操縱,只不過是為屠殺學生製造莫須有的根據。「六四」精神本質上就是追求正義和良知的聖潔的激情
?聖潔得幾乎沒有一絲策略的陰影。那些責怪學生不懂策略,不懂妥協的說教,就像責怪美少年沒有衰朽老政客的狡詐與奸猾一樣荒謬。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六四」血案發生的罪責究竟應由誰來承擔。難道由於學生面對強權而毫不妥協地堅守了伸張正義的意志,就可以為鄧小平屠城暴行找到合理根據了嗎?從某些中國文人設定的這種邏輯深處,分明看到了對專制暴政諂媚的笑。
至於說「六四」阻礙了中國政治改革,更是大荒謬。那種以為通過黨內改革派的漸進改革就可以實現民主化的觀念,在中國乃是春夢一場。中國專制力量之頑固和兇殘,絕非蘇聯和東歐諸國可比。中國民主的艱難,猶如在鐵板上播種希望。沒有「六四」,專制力量也不會允許黨內改革派放棄共產黨官僚集團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有了「六四」,中國才有了屬於民主的道德象徵。
貶低「六四」意義的諸種觀念中,最令人齒冷的莫過於指斥「六四」沒有資格稱為民主運動。但在活的歷史中,民主運動的形式和風格則必然千姿百態。就是以上帝名義,也不能要求民主運動遵守某個中國文人心目中的標準。
對「六四」的種種責難,如果僅僅是出於無知,倒也還可以理解,可悲的是,責難的後面總躲藏著營營苟苟的動機。指責「六四」過程中學生不懂策略,缺乏理性,並非為了給下一次民主運動的崛起總結經驗,而只是為了炫耀指責者個人的「聰慧」;責怪「六四」阻礙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無非要取悅官家,希冀得到中國當權者的垂青,滿足心中對權力的一份苦戀。
中國的文人,你們何時才能不再用無恥的人格來侮辱知識;你們何時才能讓知識成為美德。
萬惡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人性復甦,胡耀邦、趙紫陽先後主政,國運曾為之一振。人們一度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的健康力量推行政治改革,從而以社會代價最小的方式實現民主憲政。但是,「六四」時軍隊射向人民的槍彈擊碎了這一希望。長安街頭,坦克履帶壓碎青年學生血肉之軀的同時,也壓碎了殘存於中共內部的最後一絲良知。從此之後,獸性如狂,貪慾如熾,中共整體迅速淪落為腐敗至極的政治黑手黨。為特權階層謀取私利,乃是這個政治黑手黨剩下的唯一政治意志;在中共內部,任何政治改革的衝動都會被空前絕後的腐敗所窒息。正因為如此,這個政治黑手黨的前途也只剩下一種可能──待到天譴降臨之日,被歷史埋葬在恥辱之中。正像戊戌變法六君子的血洗去了改良和革命之間的界限,「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國改良與徹底的政治變革之間的界限。「六四」血夜之後,如果有誰再宣揚中共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幻想,這種人不是愚昧至極,就是有意欺騙人民,邀寵於暴政。
自命崇尚理性的文人們完全沒有能力理解,現代中國民族人格缺乏的,不是以精明商販式的利害權衡為靈魂的實用主義理性,而是只以真理和正義為目標的聖潔的激情。正是發展到極致的實用主義理性,使現代中國的民族人格瘋狂地追逐物慾,奴顏婢膝地向專制乞討物性的生存,並在這種追逐和乞討中腐爛。唯有聖潔的道德激情,才是可能令現代中國民族的心靈得到救贖的啟示。
青春就是美,年青的生命中總有朝霞的神韻。「六四」之夜,破碎的青春中迸濺出的血,染紅的卻不是朝霞,而是漫漫無盡的黑暗夜空。然而,我仍願把屬於年青生命的「六四」之血──那聖潔的激情,作為我心靈的圖騰。為伸張正義,抗爭強權而湧流的「六四」聖血,乃是生命美的極致。
追尋生命聖潔的至美,正是我自願選擇的終身苦役。
(篇幅所限,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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