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電視劇《VIVANT》走紅 呈現中日之間安保及科技競爭

日本人氣電視劇《VIVANT》第二季，罕見地將中共情報機構設定為日本情報機構的敵手，透過虛構情報戰呈現日中之間的安全保障及科技競爭。劇情引發中共官媒強烈反彈，製作方強調無意煽動國家對立。事件隨後延伸至日本企業的商業合作，也使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安全疑慮及日本情報體制改革等議題再度關注。

電視劇《VIVANT》日本走紅

日本人氣電視劇《VIVANT》是日本TBS電視台近年最受矚目的大型原創電視劇之一。2023年第一季播出時，因劇情融合懸疑、國際政治、間諜活動及意想不到的反轉，在日本引發廣泛討論，最終回家庭收視率達19.6%。

第二季於2026年7月26日開播，採取連續兩季、約半年的長篇播出形式。首集關東地區家庭收視率達18.8%，開播即受到關注。

第二季將中共設定為日本情報機構的重要敵手，相關劇情近期引發中共官媒批評，也使這部電視劇從娛樂話題延伸至中日關係、國家安全及企業經營等議題。

中共黨媒反彈 製作方：無意煽動對立

10月4日播出的《VIVANT》第二季第9集（全劇第19集），主要講述日本自衛隊秘密情報組織「別班」五名成員遭到中國虛構情報機構「シンシー」（中譯「訊息」）綁架及拘禁後，主人公乃木憂助與弟弟諾可爾聯手展開營救行動。

劇中，「訊息」負責人樊林杏指揮情報人員，試圖從被捕的日本情報人員口中取得國際秘密組織「Tent」的機密情報。中共情報人員對日本「別班」成員施以酷刑，包括切斷手指、以刀具刺傷腹部等，並威脅如果其他被捕人員繼續拒絕交代情報，將每天處決一人。

中共央視微信公眾號10月25日發表評論，批劇情「極其離譜」，稱劇中切斷日本情報人員手指、刺穿腹部等手段，與侵華日軍使用過的酷刑「高度重合」。央視還批該劇「顛倒黑白」，「刻意製造對立、煽動敵意」，並稱「娛樂化包裝的敵意，比赤裸裸的宣傳更危險」。央視稱，該劇美化日本海外行動，模糊自衛隊的職能界線。

10月26日，《環球時報》也刊登評論文章，批該劇將中國情報人員塑造成殘酷的對手，透過影視作品塑造中國威脅形象，並將其與日本擴大軍事及情報活動的政策聯繫起來。

對此，TBS社長龍寶正峰於10月28日記者會上表示，電視劇是完全虛構的娛樂作品，製作方無意敵視或貶低任何特定國家，也沒有煽動國家對立的意圖，沒有傳遞會傷害國民感情的訊息。

「訊息」：虛構的中共秘密情報機構

《VIVANT》第二季新增重要反派組織「訊息」，被設定為中共國安部體系下的秘密情報機構，主要從事海外情報搜集、秘密監控、情報滲透及秘密行動，其主要對手則是日本自衛隊秘密情報組織「別班」。

換言之，編劇將「訊息」設計成與日本「別班」相對應的中共情報組織，藉由兩個虛構機構的對抗，呈現日中情報力量之間的衝突。

「訊息」的頭目為樊林杏，劇中身份是中共國安部第六局局長，掌握該組織的指揮權。劇情將她描繪成具有高度情報判斷能力、行事冷酷、擅長操縱情報網絡的高層人物。

「訊息」的海外活動基地被安排在虛構的「戈爾巴德共和國」，其中重要據點「沙基城」是一座城堡式設施，主要用於秘密拘禁及審訊情報人員，日本「別班」成員遭捕後便被關押於此。

第二季的主線除了營救被捕的日本情報人員，還涉及核融合技術及掌握相關技術的外國人物。「訊息」試圖透過情報滲透與控制相關人員，取得重要技術及情報。

編劇將日中情報衝突與尖端科技、技術安全及國家戰略利益聯繫起來，使劇中的情報戰從傳統軍事情報延伸至能源科技及高科技競爭。

日本影視作品對中國的描寫出現變化

伴隨《VIVANT》在日本走紅並引發中日輿論爭議，這部作品也反映出日本影視作品對中國的描寫方式，以及日本社會對情報與國家安全問題的關注正在發生變化。

首先，日本影視作品開始直接觸及中國這個現實國家。日本《東洋經濟ONLINE》10月16日刊登評論指出，日本電視台直接將現實中的國家設定為敵對角色並不常見。這一變化的背景在於「日本國民對中國的不信任，以及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認識的轉變」。

作者指出，2023年播出的第一季雖然涉及國際局勢及情報活動，但以虛構恐怖組織「Tent」作為對手，與現實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第二季則直接將中國設定為情報對手，反映日本影視作品描寫國際政治及安全保障議題的方式出現了變化。

其次，日本社會對情報機構及國家安全的關注增加。《朝日新聞》GLOBE+及JBpress近期分別從情報機構實際運作及「別班」歷史背景進行分析。

這些討論顯示，日本對情報機構的關注已不再侷限於影視作品，而是逐漸成為現實政策議題。

輿論壓力延伸至日本企業商業活動

《VIVANT》引發的爭議也從影視作品延伸至日本企業的商業活動。

中共官媒批評該劇後，三麗鷗中國子公司於10月28日宣布終止與該劇的聯名合作，並停止後續相關企劃及宣傳活動。三麗鷗日本總公司於10月29日發布正式公告。

《東洋經濟ONLINE》10月30日刊登評論指出，三麗鷗原本難以預測第二季的具體劇情及海外政治反應，但事件發生後，企業必須在中國市場、品牌形象及其他消費者的反應之間作出取捨。

評論強調，影視作品引發的政治爭議，可能進一步轉化為日本企業的市場風險及商業決策壓力。

從《VIVANT》引發的爭議可以看到，影視作品中的國家安全敘事，已與現實中的中日關係、情報體制改革及企業商業活動相連。這場爭議不僅涉及一部電視劇如何描寫，也反映出日本社會對中共安全挑戰的關注，以及政治輿論對企業經營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日本強化情報體制 因應中共安全挑戰

日本政府近年推動情報體制改革，並於2026年5月27日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設立國家情報會議，以強化政府高層對情報活動的戰略規劃、部門協調及情報分析能力。

日本政府推動改革，與中共帶來的安全挑戰密切相關。nippon.com分析指出，改革背景包括中國對日出口限制、網絡假訊息、輿論操作及網絡攻擊等問題。這些因素促使日本重新檢視情報搜集、分析及政府部門間的協調機制。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8月6日發表的分析則指出，中國、俄羅斯具備較成熟的海外情報活動能力，而日本缺乏專門的海外秘密情報搜集機構，面臨一定的能力落差。

《VIVANT》第二季所呈現的日中情報對抗雖然屬於虛構劇情，但情報搜集、海外滲透、科技安全及外國勢力影響等議題，確實也是日本政府正在關注的政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