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機場耗資逾1,400億港元建設的第三條跑道系統,近期正式啟用。儘管官方宣傳以「里程碑」形容此項目,但這場巨額投資不僅未必能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甚至可能淪為龐大的公共資金浪費。加上國際航線恢復緩慢、大灣區內機場競爭加劇,以及入股珠海機場協同效應不彰,香港的航空樞紐地位面臨重重挑戰,這次昂貴的基建計劃令人質疑其必要性和長遠效益。

天價工程:回報率成疑

耗時8年、造價超過1,400億元的三跑道系統,在啟用初期每小時僅增處理5班航機,需長遠計劃才能達到102班的目標。然而,現階段的增容效果遠低於預期,未能充份說服公眾這筆天價支出是合理的。更甚即便工程完成,旅客仍需額外支付機場建設費至2034年,這種對消費者長期課稅的方式,已引發社會不滿。疫情前,香港國際機場每年客運量達7,000萬人次,但2024年估計僅能恢復至5,000萬人次,是否能真正填補投資虧損,仍需打上大問號。

此外,三跑道工程期間引發的環境問題及安全事故也進一步拖累其形象。填海工程嚴重破壞大嶼山周邊生態系統,中華白海豚數量從2016年的60隻驟降至目前不到40隻,無疑對自然環境帶來不可逆的損害。工程期間的多宗工業意外,包括3死16傷,亦暴露管理不善和安全監管漏洞。如此代價高昂的基建項目,是否有合理的社會與經濟回報,實難令人信服。

國際航線瓶頸: 令港航運樞紐無法重回高峰

疫情導致的航空業重創尚未完全恢復,香港更一度被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形容為「消失了的航空樞紐」,而俄烏戰爭和地緣政治局勢更令香港的國際航線雪上加霜。歐美航班受俄羅斯領空禁航影響,被迫繞道運行,大幅增加成本。許多航空公司因此縮減甚至取消香港航班及退出香港市場,當中以維珍航空「最絕」,宣布無限期取消倫敦至上海的航綫,及永久停止倫敦飛香港航綫,並關閉在香港營運30年的辦公室。而總部設於瑞典的北歐航空(Scandinavian Airlines)、德國漢莎航空(Lufthansa)、波蘭航空(LOT Polish Airlines)則暫停中國航綫。短期內,香港難以吸引大量新航點的加入,國泰等本地航空公司試圖恢復北美航線,但整體運力恢復仍步履蹣跚。

此外,廉航市場的發展亦受阻。歐美主要機場廉航佔航班總數超過三成,而香港機場僅達一成。昂貴的機場空降租金和難以取得理想起降時段,使廉航公司對香港望而卻步。即使三跑道增加容量,也未能有效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

灣區競爭: 協同發展只是空談?

香港的另一挑戰來自大灣區內機場的競爭。廣州白雲機場和深圳寶安機場均在擴建,試圖搶佔區域航空市場佔有率。國家倡導的「機場群協同發展」政策,雖然表面上強調合作,但實際運作卻存在定位重疊與資源分配不公問題。比如,廣州、深圳已經擁有不少香港缺乏的航點,而其機場成本明顯低於香港,更能吸引航空公司和乘客,部份香港人更會撓道到內地機場登機。

香港機管局近期入股珠海機場,試圖加強協同效應,並將其管理機場的經驗,複製至國內中型機場,但此舉成效堪憂。珠海金灣機場定位偏向區域性和國內航線,與香港的國際樞紐角色相去甚遠。即使透過港珠澳大橋便利客流,珠海對香港的客貨運輸實際提升有限。這種合作難以形成真正的雙贏格局,甚至可能導致資源錯配,削弱香港的核心競爭力。

基建誘因不足: 對乘客吸引力有限

三跑道啟用後,未配備相應的客運設施也使其吸引力打了折扣。擴建的2號客運大樓要到2025年才分階段啟用,這意味著目前的客流體驗與過去幾乎無異。另一方面,機場建設費的延長徵收則成為旅客和航空公司的負擔,令香港國際機場在成本效益上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

此外,「機場城市」概念雖提出多項配套計劃,包括發展旅遊地標、打造藝術產業生態圈等,但目前仍停留在遠景規劃層面,能否落實及其對航空業的實質支持,仍需時間驗證。高昂的票價和額外費用,反而可能讓部份旅客選擇更具性價比的區內競爭對手機場,進一步削弱香港機場的地位。

昂貴賭注是否值得?◇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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