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魁習近平握穩權力後開始終止改革，全面左轉，三年疫情封控，又頻推「楓橋經驗」，加速了資本出逃、民企躺平，中國經濟回天乏術。對此，有人逃離中共，有人寄希望於中共改革，問題是習近平會重啟改革嗎？中共還能重回高光時刻嗎？
日前，大紀元記者就中共改革問題，請教了幾位中國問題專家，他們都表示，中共不倒，任何改革都注定失敗。
中共改革的目的是保黨
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很多人說鄧小平搞改革，他實際上是在救黨保黨，他搞的經濟改革，就是為中共續命；鄧小平不搞政治改革，六四學運要求民主改革的時候，他就下令血洗天安門。
藍述說，到了胡錦濤時期，中共所有的改革空間都已經用盡了，中共「能改的都改了，再接著改革，那就要改掉共產黨了」。
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理念與私有制天然對立。藍述表示，目前中國私有財富的積聚，已經對中共的統治構成威脅。只要財富掌握在個人手中，就會挑戰中共的一元化領導體制。
紅二代雖然不反共，但卻會挑戰黨魁的「一尊」地位，實際上、深層次上就是在挑戰中共的體制。
他還特別強調，現任黨魁一上台就講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他看得很清楚，中共改革的空間已經到盡頭了。
中國2023年前三個季度投資增長只有3.1%，中共為提振民營經濟，於7月開始先後出台了民營31條，民營金融25條，以及民營22條。不過，民營經濟並沒有因此有多少起色。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傑表示，民營經濟現在沒有投資慾望，大部份民營企業家沒有中長期的計劃，只有移民的計劃。
今年7月，魏傑與部份民營企業家座談時，企業家們表示，他們不需要中共的優惠政策，他們須要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會談中，民營企業家提出了修改憲法的要求，將原本以公有經濟為主的所有制體系，改為混合經濟的所有制體系，在憲法中確立民營經濟擁有與公有經濟平等的地位。
他們還要求修改馬克思的把資本定義為剝削的理論，他們說，「消滅我們是（中共的）一個偉大的理想，發展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我們都清楚我們的地位。」如果中共不修改憲法，不修改其理論體系，「我們就會一直沒有積極性」。
據悉，這次會談內容墻內已經被屏蔽。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也表示，中共不可能走真正改革的路。真正的改革開放，是要遵循國際慣例，遵守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要有人權，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與中共的本質是背道而馳的，「這不要了共產黨的命了嗎？」
中共改革的實質是分贓
中共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飛速增長。但是，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沒有分享給絕大多數底層老百姓。
中國2010年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人均GDP達到高達72,447元人民幣。而同年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僅為1,000元人民幣，月收入不足5,000的人口比例高達95%。
另一方面，2019年4月17日，瑞銀公布了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100個中國人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共7.8萬億人民幣，人均存款為780億。
據說，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至少坐擁5,000億美元以上資產；甚至連小學校長鍾海燕都能貪腐人民幣2.2億元。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指，中共官員一方面以改革之名，肆意把國有財產轉變為其私有財產，導致腐敗非常猖獗。
另一方面，堅持所謂的公有制，實際是官僚系統控制，在體制上保證了中共權貴階層對國民財富的攫取。王赫說，就是因為中共各級官員貪得無厭，導致中國貧富差距懸殊，80%的中國人都是窮人，一小撮人佔據了極大的國民財富；而且，中國經濟發展以低人權、污染環境為代價；是一個道德崩潰型、環境崩潰型、社會崩潰型經濟。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改革到今天已經無路可走了。
長期研究中共意識形態的旅美學者惠虎宇也表示，中共的改革開放，在六四大屠殺時已經名存實亡，所剩的只是市場經濟的外殼；而中共的政治體制已經全面左轉，走向集權。
前黨魁江澤民一意孤行地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是文革的重現；到習近平時期，中共進一步加強集權，疫情期間的嚴酷封控，就是不同形式的文革。
中國經濟再困難 中共也不會重啟改革
2023年，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一天比一天低迷。
日前，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先後將中國、香港和澳門的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將中國大陸8家銀行的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很多人期待中共的20屆三中全會，習近平能重啟改革。
而中共黨魁於11月初，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104個「楓橋式工做法」入選單位代表，要他們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並遲遲不召開眾人期待的三中全會。
所謂「楓橋經驗」，是1960年代初浙江楓橋區，創造的一種群眾互相「監控、改造、揪鬥」的做法，其核心是「發動群眾鬥群眾」，是中共強化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也是中共在各種運動中頻繁使用的手段。
王赫表示，中共的改革開放就是忽悠人的口號。中共現在打造的是一個高科技極權社會，全方位加強對人的監控，不管窮人富人都要控制起來；可是，他還會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不過實際上幹的都是相反的事情。
惠虎宇也認為，經濟發展再困難，中共也不會轉向改革的道路。
為甚麼仍有人對中共心存幻想？
時事評論員藍述指出，目前仍有人對中共改革心存幻想。這幫人反習不反共，其中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人物心存幻想的群體，以及對中國市場抱有幻想的西方投資者；也包括中共黨內部份改革派、民運改革派，以及中共內部反習的既得利益者。
藍述說，更糟糕的是，這些人在批評黨魁的時候，開始講中共前任黨魁的好話，有的人甚至認為，共產黨只要改一改就能改好了。
「為甚麼這些人會有這種幻想？就是因為在中共的體制內，還存在著像李克強、劉鶴、朱鎔基、溫家寶這樣的人。」藍述指出，當西方人與這些人打交道時，就容易產生一種幻想；國內部份人也會認為，中共黨內仍有一些官員願意服務民眾、聆聽群眾聲音。
「但是，他們沒有認識到的根本問題是，像李克強這樣的技術官僚，就是給黨魁打工的，永遠不會成為中共的第一把手。」他說，中共即使更換黨魁，也只能跟習近平是一類人，「中共的黨性原則是擺在第一位的」。
藍述明確表示，中共政權選改革派領導人做黨魁，是不可能的。中共挑選各級領導人有一個組織程序，如在一批縣長中挑市長，在一批市長中挑省長，直至中共的頭號首領——黨魁，「它的挑選標準都是黨性原則，即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所以，當到最高位置的時候，挑出來的人一定是像習近平、薄熙來這類的人。
特別是在前蘇聯因戈爾巴喬夫而解體後，中共選擇黨魁接班人的時候，更是注重「黨性」。
四億人「三退」
王赫指出，今年初爆發的白紙運動中，老百姓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道出了人民的心聲；這個口號顯示中共已陷入了雙重統治危機之中，即統治者的危機，和黨的統治危機。
王赫說，這麼多年來，特別是疫情三年，中共的嚴酷防疫措施，導致中國民心根本性逆轉，老百姓對共產黨完全死心了。現在的中國人不光是對習近平個人不滿，同時也對共產黨統治不滿。具體體現就是，今年中國民眾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人數破四億，「這是個標誌性的事件」。
王赫表示，現在是誰也救不了共產黨了。共產黨壞事做得太多，中國過去有句話，叫做「多行不義必自斃」。
現在不管誰上台，他要保黨都要跟著完蛋，都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現在的中共黨魁還有保黨情結，他等於把自己的命也賠進去了。
惠虎宇也表示，指望中共回到80年代的改革，走改良的道路，現實已經證明這條路走不通了。而走解體中共的道路，才是中國實現順利社會變革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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