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香港一般使用的經濟科及地理科讀物及教科書，都一再強調香港過去的經濟起飛與成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

無可否認，香港位於遠東區的主要航道，在大中華地區又是在珠三角經濟區的咽喉，香港又擁有一個天然的深水港，適合遠洋船集靠舶及避風。這些都是香港能夠發展起來的基礎條件。有人更認為，南中國以致放射至全中國大陸的廣大腹地，以致中國內陸對香港在日用物資及平價商品上的長期支援，也是香港能夠戰勝地區內主要競爭對手的原因。

這些講法不能說錯，但也不能完全解釋香港過去的成功。不能忽略的事實，是香港的轉口貿易曾經因為韓戰而受到大嚴重的打擊，但香港仍然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逐步發展的香港本土的輕工業；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期之後經濟急速起飛；80年代開始成為金融貿易及專業服務中心。在這段時間，中國大部份時間仍然閉關鎖國，到1978年底中共才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被視為「東方之珠」，被美稱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才在艱難地起步。

因此，所謂中國因素就算不能否認，也不能不承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結構，早已經為香港經濟發展及蓬勃提供了基礎條件。港英殖民地政府管治下，建立起來的有效的管理及完善的公共行政，也是香港經濟成功的原因。

嚴格講，香港的地理位置是固定的，也就是從來都是優越的，為甚麼以前只是一個寂寂無聞的漁港，但成為港英殖民地之後，慢慢便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很顯然，香港在殖民地管治下建立起來的制度，形成的社會文化，及發展起來的現代文明，才是香港能夠成為「東方之珠」、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成為國際城市的原因。

嚴格說，上海的地理位置比香港更優越。上海就在整個中國海岸線的中間點，背後的腹地，是比珠三角人口更多、基礎條件也更早發展起來的長三角經濟區，周邊還有幾個有千年以上發展歷史的文化、歷史及經濟古城。上世紀30年代，香港還只是一個在中國南岸，由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的的小商埠的時候，上海已經是全亞洲最繁華的城市。當年上海的繁華，其中一個原因是有多個列強劃下的租界，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國家主權下的特區。

但這種繁華，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很快便崩潰。開始的時候，當時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的陳毅還能夠利用上海的根基，把私人企業穩定下來，為新成立的政府提供可觀的稅收。中共建政初年的政府資源中，有很高的比例就是由上海提供的。可惜隨著往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上海迅速在所謂「新中國」走向沒落。

如果上海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基礎、腹地半徑的條件一直都比香港優越，那1949年之後，上海的急速沒落，對比香港的高速發展，就不能單純以「地理位置優越」來作唯一的解釋了。簡單講，如果只有優越的地理位置，甚或有曾經輝煌的歷史，但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管治，沒有推動經濟發展必須的社會制度、行政管理、及與現代文明對應的人文質素，香港就不會發展起來。正因為上海原本的條件受到破壞，必須培養從而推動經濟發展下去的質素也未能建立起來，上海在1949年之後便難免會急速沒落了。

大英帝國在香港的殖民地管治，除了建立商業活動的根據點之外，也帶有傳揚英國文化的考慮。英國的公共行政、英國在800年前制定大憲章之後建立起來的文明施政理念、英國的法治傳統、都不同程度上移植了過來香港。在這個制度下被管治的、營生的，主要都是與中國大陸、與上海一樣的華人。但這少數生活在所謂殖民地鐵蹄下的華人，卻因此而避過了晚清的政治腐敗及各種風波；沒有受北洋軍閥及中國地方軍事勢力的爭權奪利影響；二次大戰時期雖然也經歷過日本佔領，但二次大戰之後沒有受國共內戰直接影響；1949年之後，更因為殖民地管治而迴避了中共建政之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沒有受到反右、鬥地主、大躍進、大饑荒、及文化大革命的波及，這些都是為香港的穩定發展形成了基礎。

正因為英國要利用香港成為一個長遠的通商口岸，成為大英帝國在遠東區的立足點，成為傳揚西方文明的根據地，香港不但沒有因為殖民主義而受到破壞，沒有經歷過暴力管治，反而可以在百多年間免疫於中國本土的多番歷史動盪及政治災難。百多年後，香港更發展出與西方現代文明與普世價值，形成與西方現代文明接軌的社會制度及文化特色，香港人因而也培養出一套與共產管治下的中國大陸人不一樣的生活方式、社會價值、及人文質素。

社會制度、行政管理、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及現代性的人文質素，比所謂優越的地理位置其實更重要。所以，香港才能超越地理位置比香港更優越的上海；上海正因為缺少了這些，就算地理位置比香港優越，都難免會在1949年之後在共產黨管治下急速沒落。

到了今天，各種數據都在顯示，香港的經濟底子幾年之間有被急速掏空的危機。但香港的地理位置其實優越如昔，沒有改變過。很明顯，近幾年香港經歷的倒退，甚至被視為世界金融中心遺址，原因正是上面講到的「社會制度、行政管理、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及現代性的人文質素」正面對百年來不曾經歷過的破壞。造成這種破壞的，正是現在以暴力管治香港的中國共產黨。

承諾了的「一國兩制」已經被共產黨抹去；《基本法》已經成為一紙空文；英國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建立的法治、行政管理、問責政府已經被共產黨及其代理人肆意摧毀。原本根據《基本法》只應該擔任協調及聯絡工作的北京駐港官僚，已經竊奪了港人治港，已經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太上皇，隨時可以向特區政府發號施令，隨時可以對香港內部事務指指點點，隨時可以在深圳召見香港的問責官員及所謂議員。香港的發展優勢，不正是在被急速摧毀嗎？

之前兩個星期這個專欄講到「新疆化」這個問題，可能有人認為這說法有點過度渲染。香港確實未有以再培訓為名的集中營，香港也還未有強制的寄宿學校。但當下的特區政府，已經透過對司法檢控過程的濫用，對司法制度及法院裁決的種種干預，把香港的政治異見人士及爭取民主、爭取問責政府的大量人士拘禁或判刑。這與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隨意拘禁，只是程度上的分別而已。香港當然還未有強制的寄宿學校，但現在推行的那一套修改了的教育政策及課程大綱，也只是形式上與在新疆的做法不同而已，其邪惡的目標、及向年輕世代洗腦的意圖，與中共在新疆追求的效果卻是一致的。

《基本法》固然不完美，但始終仍然是曾經透過長期諮詢、有港人參與制定的一份小憲章，是中共當局對香港人的承諾，是因應97主權移交安排對國際社會、對英國、對香港人確認了社會契約。《基本法》比起由全國人大越俎代庖制定的、條文含糊隨意的、運用起來充滿暴力性的所謂《國家安全法》，仍然可以是驗證香港是否被某種程度上「新疆化」的標準或底線。

所謂推動香港成功的優越地理位置，作用已經被中共的暴力管治完全抵銷。香港賴以成功的「社會制度、行政管理、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及現代性的人文質素」正面對全面崩潰的危險。造成這種危險的，正是中共意圖以管治新疆的策略來管治一個曾經成功的國際城市及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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