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捧成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在談到建設經濟特區及一國兩制的時候,曾經說過「要在國內多製造一百個香港」。不少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也一而再說「有信心、有能力、有決心長期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又說「中國人絕對有能力管治好香港這樣的國際城市」。

當然,他們最重視的還是香港的經濟作用及經濟成就,也要壓抑香港人的政治訴求,所以又常常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城市,首先要搞好民生經濟」。他們又說,隨著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將來中國境內將會有更多個金融中心」,以為上海及其他國內城市都有潛力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如此豪情壯語,到今天變成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就以香港為例,香港這個曾經舉世矚目的國際城市及金融中心,還能夠保住這個地位嗎?

要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當然不能不重視經濟;而商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行事準則要明白清楚,要有共同信守的規矩,要有合理的程序處理紛爭,要對個人的權益及財產予以保護,因此,對法治必定要有所堅持。

香港在主權移交討論的那個過程中,一直都特別重視商界利益。從北京的角度看,如果維持住商界人士對香港的信心,不抽走資金,繼續投資於香港,香港的經濟就會穩定發展,所謂安定繁榮也有所依托。

所以,在80年代北京與英方進行談判,以至後來對基本法進行諮詢及草擬工作的時候,都大量吸納商界人士,特別是那些城中富豪及其後代,讓加入基本法的咨詢委員會及草擬委員會。

這除了是要利用這些成功人士所代表的權威性,來加強相關工作的認受性之外,也有對他們予以籠絡、穩定他們的心、及保住他們的投資這些很現實的政治考慮。

隨着《基本法》的頒布,除了箍住城中富豪之外,也開始要籠絡一些商界的精英。當時的那些所謂商界精英,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味道十足,所謂富不與官爭,只要繼續有生意可做,他們當然願意合作。

一般商人都有一種傾向,就是不想社會有什麼大變,也不希望一些民綷氣氛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加深他們的營商困難及增加他們的成本,所以也樂於與權勢配合,打壓社會上正在上升的政治訴求及社會改革情緒。

在這個氣氛下,作為自由黨前身的「啟源資源中心」在1991年成立。面對立法局的選舉逐步走向開放,啟源資源中心於1993年更正式成為政黨,並正名為「自由黨」,由李鵬飛先生牽頭,創黨成員包括當時很多商界的成功人物,例如張鑑泉、周梁淑怡等等。

成員主要都是一些商人、企業家、及專業精英。隨着九七臨近,他們的效忠對象也逐漸轉移,由親港英變成越來越親北京。

他們也成為了最能代表香港商業社會特性及權力傾斜的所謂嘅「富貴黨」。當年的土共組織及民建聯,在地區選舉中差不多逢選必輸,只能在制度特別為他們設計的功能組別中取得席位。所以,在功能議席中作為大戶的商界,才是當年最重要的「建制派」,自由黨也是「建制派」在體制內的核心力量。

一直以來,自由黨在政治上保守,反對政治改革,認同中共那一套口講的重視商業利益的政策。但作為商人,他們也重視程序,尊重法治,明白遊戲規則的重要性。他們倚賴政治權勢,但也不至於盲目支持一些不合理的霸權行為。

他們雖然也接受城中富豪的捐獻,也會聆聽及參考北京的意見,但還不至於犧牲香港的利益,也不昧於整體政治發展必須向前走這個大勢,所以部份自由黨的成員也敢於跳出自己的舒適圈,一再嘗試參與地區直選。

而對於立法會議事規則及程序公義,對於法治及司法獨立,對於專業自主,自由黨一直以來還算是尊重及有所堅持的。他們可能才是真正的建制派,他們要擁抱的,就是一個他們認為最有利於商界的制度。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制度也是令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城市的最主要資產。

正因如此,2003年時,當年的特首董建華不理會民間的反對聲音,強行推出23條立法,就連50萬人上街反對他也堅持去馬,以為建制派為主的立法會夠票便可以無所不為的時候,最終就是因為自由黨的田北俊決定尊重市民的憂慮,不支持董建華的那個方案,特區政府才不得不撤回。

由此可見,自由黨這種建制派雖然保守,雖然也是經常在拖香港發展與進步的後腿,但仍然不至於去破壞香港的原有制度。

到了近年,自由黨的轉變,可以說是香港墮落的另一個寒暑表。2019年當林鄭月娥要強推她那個送中修訂條例草案的時候,就算當年6月9日有一百萬人上街,當時的自由黨主席鍾國斌也表示很多商界朋友相關修訂感到憂慮,但作為建制派,他領導下的自由黨議員仍然會對有關草案投下支持票!

其實,自從田北俊從黨主席退下,由張宇人接任黨魁之後,已經清楚顯示自由黨已經不再是原本的那種對原有的制度優勢有所堅持的政黨。

田北俊與張宇人都是富二代,但田北俊還保有那些傳統商界精英的堅持;而張宇人就從來不加掩飾地暴露他那種小商賈的刻薄成性與世界仔性格,挨住佢阿爺講鬼話搵着數爭上位就更是毫不執輸,就連對專業精神他也毫不尊重,一直只知挨着佢阿爺講鬼話搵着數爭上位。

除了「$20時薪作為最低工資也算多」、「我哋以前冇產假冇侍產假咪又係咁」之外,他還曾經高調爭取要在每一個課室設置錄影系統監察老師的一言一行!可以說是年專業自主都毫不尊重了。

但大家不要忘記,張宇人剛剛才取得今年的大紫荊勳章!他說明了在今天這個由北京落實了全面管治權的香港,再不需要堅持什麼商業社會的價值、規則與法治,也不要講專業精神,做契弟才會得到獎賞。

已經清楚,在北京的權勢下,當年那個對法治仍然有堅持、重視商業社會及一個金融中心應有的規矩及程序的代表性政黨,已經放棄了其原有的堅持了。這不是也折射香港制度的崩潰嗎?

到了今屆立法會,在改變了的選舉方法之下,自由黨已經不再是功能議席的大戶。而他們的主席,竟然支持屈文妓,向路政署施家壓力,提出對於建制組織未經申請便隨街掛國旗的行為豁免罰款。這無異於是鼓勵以愛國之名,作為胡作非為的通行證。這根本就是對香港社會的制度及規矩的破壞。

因此,他們剛決定索性把「榮譽主席」都取消,變相是要把田北俊、周梁淑怡等人踢走,又有什麼值得意外呢?就如也曾經是自由黨成員的田北俊的弟弟,現時仍然是立法會內的建制派議員田北晨所說,「田北俊不在自由黨仍然是田北俊,但自由黨冇咗田北俊,就只是一班普通的生意人。」

香港可能已經再沒有我們所認識的那種所謂「商界精英」,那種政治上雖然保守落伍,但仍然知道堅守法治底線重要性的商業精英。現在的那些「普通生意人」,與在街邊賣臭豆腐或手機套的流動小販沒有多少分別,全都是一些毫無大局視野的「販子式的商賈」。

當香港的商界都要由這些人來代表的時候,所謂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城市地位,可能最終只是流於口號。這說明了曾經大辭炎炎的所謂「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都只是一時的嘴砲,中共政權就是沒有辦法抗拒權力春藥的誘惑,這也正是講了30年,上海都沒有辦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歷史也會說明,這很有可能也是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難以維持下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