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認為過去一年的立法會是一個僭建的立法會,一方面是比《基本法》規定的任期多出一年,也沒有依據《基本法》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由選舉產生」。因此,這是一個沒有得到選舉授權,基本上與香港的憲政秩序不一致,連合法性都有疑問,法理基礎及政治認受性都十分薄弱的議會。正因如此,過去這一年立法會的表現如何,究竟做些甚麼,特別值得香港人記錄在案,也從而可以管窺未來的情況會變成怎樣。

為甚麼這個議會會比正常的、及《基本法》規定的多了一年多?政府的說法是因為疫情影響,無法在安全的情況下根據去年定下了的日期組織投票活動。從一開始,這顯然已經是一個不成理由的藉口。在疫情下,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都曾經舉行過選舉,事實證明,只要管理得宜,都能夠順利推行。幾十年來,負責處理其事的選管會及相關的公務員,都能夠有效地保證選舉過程的公正性及公平性。無論社會氣氛如何,就算面對激烈的競爭,香港過去的選舉都能夠有序地進行。2019年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在人心動盪、示威活動此起彼落的情況下,仍然有破紀錄的人數出來投票,也沒有出現過任何嚴重的事故。

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特區政府及北京當局只是因為恐怕如果根據原定安排在去年九月舉行立法會選舉,就會重蹈2019年底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的覆轍。極權專制的政府總是這樣,口口聲聲說自己最能代表社會整體的利益,又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但卻不敢面對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不能接受人民用選票來驗證!

一直以來,北京當局千方百計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二次大戰之後,港英殖民地政府的總督楊慕琦曾經提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楊慕琦計劃」,建議設立具有選舉授權性質的大香港市議會,在香港推行民主,據說也是被中共當局警告而無疾而終!

1967年左派暴動之後,港英開始推行諮詢政治,把過往的部份絕對權力下放予公民社會,到80年代初提出推行地方行政,建立區議會,也被左派喉舌媒體及組織大力抨擊。但隨著香港人的教育水平提升,市民的政治意識及公民權利意識不斷高漲,殖民地政府再沒有辦法不部份開放立法會選舉,達致更大程度的民主化。

在香港前途回歸談判過程中,北京當局為了爭取香港人支持、穩定香港人心,也要爭取國際社會的信任,要英方願意接受協議,因此也不得不對進一步的政制開放表現出一套較為開明的態度。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甚至寫信給兩間大學的學生會,承諾會在香港九七回歸之後有更大程度的民主。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制定出來的《基本法》,雖然已經大幅度收緊,但仍然承諾了香港會逐步走向普選,就連第三屆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都可以根據一個由香港主導的三部曲來決定!

很明顯,北京當局似乎並不願意遵守其承諾,因而也不願意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推進香港的民主改革。這才會有後來的三部曲變五部曲,一而再以人大釋法的名義來為清楚寫明的憲政條文注入一些全新的意念及解釋。這些做法不但未能令人心服,還令香港人的逆反情緒及抗爭意識進一步加強。最後,竟然搞到是在特區成立前後才出生,在「特區新香港」長大,受特區教育的年輕一代,形成了比殖民地世代更強的本土意識及自主要求。

北京當局抱殘守缺,意圖壓抑香港人的民主訴求,背叛其自身作出過的民主承諾,到頭來令到特區政府的施政效能江河日下,任用的問責高官越來越窩囊。這又反過來令香港人更有理由爭取一個可以由香港人的民意制衡、又更有意識向香港人問責、處事更公正的政府。

如果香港社會真有所謂的「深層次矛盾」,這才是最主要、最明顯的深層次矛盾,而不是甚麼民主派搞局,更不是甚麼海外勢力,也不是賊喊捉賊的所謂有人反中禍港。把這一個深層次矛盾扭曲成為「後生仔冇樓住」,以為以後只要大規模收地起樓便可以解決問題,也只是自欺欺人。

如果只是因為疫情問題要拖後選舉,甚至真的因此而不得不違反《基本法》,那較聰明及合理的做法就是立法會在這多出來的一年任期內盡量無為,只扮演一個看守議會的角色。但實際情況是北京及特區政府充份利用這一屆連民主派都被踢走了的僭建立法會,盡情利用這個橡皮圖章,通過了一系列十分重要而且影響深遠的法案,連立法會的選舉方法都改掉。一年間開了最多次的會議,卻用了最少的時間;而且十分有效率,通過的法案數字比過往每年平均數字都多出近一倍,根本就沒有一個合理的審議程序;大部份投票都只是舉手通過而不記名,顯示議員根本不敢為自己的投票負責;而負責監管公共財政、審議政府撥款申請的立法會財委會,差不多是政府想要幾多便全數支付。這根本不是那些建制派議員及主席所說的有效率,而是不作為!專制極權的政府,當然最希望有一個失效的、不作為的所謂民意機關或立法機關。

一個失去了民意機關制衡的政府,是最危險的政府。這個政府可以胡作非為,這樣的政府肯定會犯錯,這樣的政府肯定不能有效領導複雜如香港的社會,以後大家都不會認為香港政府的施政跟香港市民有關。社會的對立和撕裂不但不會因為這個僭建的立法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法例及撥款而得到舒緩,還會成為一國兩制歷史上的另一矛盾之源!而透過這個僭建立法會而形成的新政治局面,也不會得到香港人的認同與支持。香港的管治不會變得更有效,只會變得越來越失效,也只能繼續與廣大的香港人對立,更不可能修理因為過去幾年管治失敗而造成的種種後果。隨著這一年僭建立法會期的完結,其造成的其他更多僭建也會開始產生不知延續到何時的惡劣影響,也只會是更多麻煩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