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郵報》專欄作家、《被偷走的青春》一書的作者卡羅爾馬科維茨談美國文化中出現的「蘇聯模式」,她呼籲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和成長負責,抵制覺醒主義對家庭和價值觀的破壞。
卡羅爾馬科維茨:這發生在一塊紅色的飛地,一個紅色的小村莊,一座紅色的小鎮,一座紅色的縣城。就像……我需要這些人明白,這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楊傑凱:《紐約郵報》專欄作家卡羅爾馬科維茨(Karol Markowicz)曾自稱是「紐約至上主義者」,她的一生都在紐約市度過,但在新冠疫情之後,她看到了美國文化中的蘇聯模式,於是舉家遷往佛羅里達。
卡羅爾馬科維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自由的人也可能像獨裁者一樣行事,在一瞬間就把矛頭對準他們的鄰居。
楊傑凱:她與貝瑟妮曼德爾(Bethany Mandel)合寫了《被偷走的青春:激進主義者如何抹殺純真並洗腦一代人》(Stolen Youth: How Radicals Are Erasing Innocence and Indoctrinating a Generation)。
卡羅爾馬科維茨:覺醒主義者只佔人口的一小部份,但他們卻能控制那麼多的人,他們通過這種強迫性順從來做到這一點。當我們把孩子們當作小大人時,我們就把自己所有的麻煩和問題都灌輸給他們,這確實會讓他們以後的生活變得一團糟。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接上文:為孩子成長負責 抵制覺醒主義(上)
4.從紐約搬到佛羅里達州的原因
楊傑凱:請解釋一下,你來自哪裏,也許還有你父母教給你的一些理念,讓你覺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馬科維茨:我出生在蘇聯,很小就來到了美國,當時我還不到兩歲。我在布魯克林長大,我人生中大部份時間都住在紐約,雖然有時短期離開一下。我原本想一輩子都生活在紐約,我們打算在紐約撫養自己的孩子。一年多一點以前,我們決定搬到佛羅里達,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決定。我們剛剛在布魯克林建造了自己夢想中的家園,我們確實計劃在那裏度過一生。但是後來我們覺得紐約的現狀已經失去了控制,特別是在疫情之下,而且在圍繞疫情的許多問題上也是如此。
不僅僅是因為疫情,但疫情確實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我們覺得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正在做一些真正的、理智的正常決策,我們對此表示讚賞。所以我們就搬家了。事情鬧得還挺大,因為我是《紐約郵報》的一名專欄作家。再說一遍,我是紐約至上主義者。因此,我要離開紐約的想法很轟動,人們都想聽聽這個故事。所以,真是太棒了,真的很自由,我們一家人真的找到了一種自由的方式。
楊傑凱:你的報道,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我從那時開始更多地閱讀你的文章,因為我認為你比很多人都要超前一點,非常有見解。但是,我想知道,你的父母告訴過你甚麼,以致你能更清楚地意識到發生了甚麼?因為我想一定有那麼一個時刻,你看著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你周圍的人卻說,你在說甚麼呢?
馬科維茨:是有過好幾個這樣的時刻,但我想說的是,像在Facebook群組裏,我們那個非常開明的社區,對於給最貧窮的成員提供教育突然不再感興趣了。他們根本不關心紐約市各地貧困社區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事實上,不讓貧困社區孩子上學成了他們理念的一部份。同時,他們自己的孩子,他們把他們送到私立學校,當時是開放的。
顯然,公立學校非常危險,但私立學校是允許上的。或者他們給孩子找家庭教師,或者他們搬到自己的度假屋,讓孩子上當地的學校。但他們對全城貧困兒童卻隻字未提。我覺得那一個時刻對我來說非常像蘇聯,就好像你說的是一套,但你相信的完全是另一套。還有,告發鄰居,人們會報警說,這家後院人太多了。他們似乎非常喜歡這樣,真的熱情高漲。
另外,當有人說「我認為學校應該開放」時,談話就會中斷。我覺得就像,我不明白為甚麼自由的歐洲開放學校,但這種理念在美國只有當勞特朗普(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才認可。他們基本上都會說,「哦,你是右翼份子。」搞不好他們會把他們從俱樂部踢出去。這個人會說,「我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者,你信的一切我都信,我只是不明白為甚麼我們不能開放學校呢。」那些人就會感到受到了嚴重的騷擾。有些人因為這些理念被解僱了。那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期。但隨後犯罪率真的開始飆升。
長期以來,紐約一直做得很好,我們都期望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然後,當它沒有繼續時,就像,他們拒絕接受,他們拒絕承認犯罪率在上升。所以你會看到這樣的帖子,「我就是害怕天黑後自己一個人走路」,或者「我十幾歲孩子的手機在當地地鐵站被偷」,等等。他們會收到這樣的留言,「不,不要相信右翼媒體關於犯罪的言論。」我會說,統計數據就是統計數據。他們會說,但是請注意,在20世紀90年代犯罪率更高。嗯,是的,但你談的是紐約市歷史上極其糟糕的一個時期。
那個時候我們有過二十多年的相對無犯罪的時期,不是沒有犯罪,而是紐約市犯罪率較低,你就因為意識形態而忽略這個?你會說這不存在,因為你是站在想假裝這些不存在的一方?我真的看到了我一生中都在聽說的順從,你不得不相信,你必須讓它表現一下,我在書裏談到了這一點。
我在《被偷走的青春》裏講了很多,表現一下就是為生存下去。極權主義國家之所以蓬勃發展,這是部份原因。比如,當喬治弗洛伊德致死案發生時,引發了騷亂,大家紛紛在櫥窗上打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我心裏就在想,我在書裏也這麼說,「黑人的命也是命」真的是一個沒有爭議的理念。當你把這個標誌貼在窗戶上時,在你那個意識形態相同的社區裏,你說話的對象是誰呢?比如,你想用你的標語說服誰呢?當然,他們並不是要說服任何人。他們想要表達的是,咱們是一夥的,我是其中的一員,請不要衝著我來。
因為,你看,我的窗戶上都貼著這樣的標語了。在我看來這「很蘇聯」。我的曾祖母,抱歉,我祖母的父親,我曾祖父死於史太林的古拉格集中營。然而,當史太林去世時,我祖母和她的妹妹把史太林光輝的一生做成了一本剪貼簿,因為當重要的是要看表現的時候,你就這麼做了。我從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它,想不看都不行。
5.覺醒主義者是非常小的群體但通過強迫性的服從控制了很多人
楊傑凱:我們繼續與卡羅爾馬科維茨交談,她是《被偷走的青春》一書的作者之一。你之前提到有些人熱衷於對他人進行所謂的告發,或者說告發讓那些彷彿著了魔的人威風起來了,他們通常沒有多大的權力,但突然間他們可以成為管事的人。而且,在每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裏,這些人都是共產黨隊伍中能往上爬的人。每當我看到那些人興高采烈地告密的時候,我就想,為了甚麼呢?值得這麼高興嗎?
馬科維茨:是的,感覺他們好像一直在等待這個時刻似的,告發自己的鄰居,並且……
楊傑凱:這不令人不安嗎?
馬科維茨:是的,是的。因為我認為在COVID之前,我不會想到在美國社會中我會遇到這種情況。這令人不安。令人不安是因為那麼多的人那麼快、那麼容易地就陷入其中,告發自己鄰居,讓人們因為意見錯誤就被解僱,叫停人們的工作,等等。是的,難以置信的是,它發生了,而且正在美國發生,而人們就站在那,支持它。感覺覺醒主義者是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份,但他們卻能控制那麼多人,他們通過強迫性的服從來實現這一點。
楊傑凱:嗯。你知道,有這麼一種觀點,自由永遠只有一代人的距離。
馬科維茨:能來到這裏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當然了,我現在仍然這麼認為,但我覺得一種非常令人不安的趨勢正在美國社會出現。你是對的。這不是我們可以忽視或不去關心的事情。也許明天我們就完蛋了。這已經是世界歷史上運行時間最長的民主和自由實驗之一,即使它不是最長的。我認為這是最長的,是吧?我認為沒有人打敗我們。也許它明天就結束了。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
楊傑凱:這可能發生在選舉中,而且已經發生了,你知道,就在我們周圍。我只是……你不能……你看看委內瑞拉,這個真正繁榮的自由社會楞是投票把自己投成了一個獨裁政權。
馬科維茨:嗯,有一個笑話,你可以把自己投進去,但是你得開槍殺出一條路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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