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中華歷史上,無數先賢身處危厄時,展現出令人肅然起敬的浩然正氣,于謙就是其中一位「時窮節見」「垂丹青」的民族英雄。

于謙畫像。 ( Shirley/大紀元)
于謙畫像。 ( Shirley/大紀元)

土木堡之變

英宗要御駕親征的消息一經公布,群臣都吃了一驚,反對之聲迭起,尤以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為甚。可是,英宗已經被王振忽悠得昏了頭,啥也聽不進了,英宗下令由他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自己則湊齊五十萬軍隊,即日動身。倉促調來的五十萬大軍幾乎沒有後勤準備,為了攜運物資,每三個人配備一頭毛驢,隊伍中人驢參雜,混亂不堪。

王振本以為,五十萬大軍的旗號打出去,可以「嚇退瓦剌」。可是,半路上遇到從前線逃回來的同類郭敬,聽完郭敬對瓦剌軍隊凶猛程度的一番描述,王振自己嚇得快尿了褲子。更重要的是,從北京出發後,直到大同,一路上風雨交加,就沒停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是上天的警示,於是,明軍撤退了。

八月十四日,明軍撤到懷來東南距城僅二十里的土木堡,此地原本有個要塞,後因供水困難而廢棄了,稍有兵家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個險地,可王振讓大夥在此地露營,原來,他沿途搜刮的民財裝了千餘輛輜重車,這些車子落在後邊,王振擔心自己搜刮來的這些東西被人搶劫,需要軍隊保護,五十萬明軍竟成了給王振押鏢的。

此時,瓦剌騎兵接踵而至,切斷了土木堡附近唯一的水源,明軍大亂,幾十位文武重臣,連帶明英宗自己都成了俎上魚肉,任人宰割。這一戰,明帝國全軍覆沒, 英宗被俘。唯一能給大明一點安慰的是,護衛將軍樊忠在陣亡之前,揪住王振,大呼:「吾為天下殺此賊。」一錘送他去拜見閻王了。這就是震驚天下的「土木堡之變」。

明人畫《出警圖》  卷  中畫000054-00000局部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明人畫《出警圖》 卷 中畫000054-00000局部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獨撐危局

兵敗土木堡的消息一傳出,就不僅僅是朝廷震動,而是舉國震驚了。二十二歲的郕(音同成)王此時沒了主意,立即把留守北京的大臣們召集來,討論對策。侍講徐珵首先發言,他的基本觀點就是一個字──「跑」,把都城遷到南邊去,他說:「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這個徐珵,是個有些小聰明的人,《明史》上說他,「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這樣的人,如果在今天,確有幾分神秘色彩,然而,在中國古代,《易》為群經之首,是每個儒生的「必讀教材」。而對於「五術」的研究,能夠像孔明,劉伯溫這類學有大成者雖然是鳳毛麟角,但是那些基礎的「科普知識」,販夫走卒也能隨口道來。

徐珵在朝堂上談及天象,頗有班門弄斧的味道,而其主張竟是要腳底抹油,自然為大家所不容,「金英叱之」(並非所有的太監都是小人),「胡濴(音同營)、陳循咸執不可。」理兵部的于謙更是厲聲斥責:「言南遷者,可斬也。」他接著提醒大家:「京師是天下根本,一旦遷都,大勢去矣,大家忘了宋室南渡的教訓了嗎?(「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話不在多,而在於是否能一語中的,于謙的寥寥數語,決定了明帝國未來的命運, 「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戰略上已經決定堅守了,接下來面臨的,是一個實質而且尖銳的問題,用甚麼守?朱祁鎮這趟出門,把京城「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的主力,明帝國北方精銳以及半個朝廷六十幾位重臣,統統留在土木堡了,可以說,大明幾十年攢的家底基本賠光了。京城周圍則是「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于謙請郕王把各地的預備役(「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甚至後勤部隊(「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都調到北京來了,細心經畫部署,這才「人心稍安」。于謙也不再是代理,而被任命為正式的兵部尚書了。

這真是大明的多事之秋,沒過幾天,朝堂之上又出了亂子。大夥對於造成土木之變的王振恨之入骨,在朝會上,請郕王下旨「族誅王振」。王振的爪牙馬順當時在場,按理說,在這樣群情激憤的場合,他應該悄悄躲在一邊,惟恐大家注意自己才是,可是這小子竟然不識時務地「輒叱言官」,他大概以為還是王振專權那會兒。給事中王竑(音同宏)忍無可忍,衝上去就報以老拳(「廷擊順」),其他大臣也相繼加入了毆打馬順的行列(「眾隨之」)。

明、清兩代最重「官儀」,上朝面君,廷前奏對,如何邁步,眼睛看哪兒,都是有講究的,誰曾想平時邁方步的斯文大臣們,竟然挽袖子、掄胳膊,打起群架來了--王振專權,殘害忠良,土木驚變,社稷危亡--所有的怒火燒在馬順的身上,一會兒的功夫,馬順去地府和王振會合了。朝堂上亂了,衛兵們也嘈雜一片。

面對這一切,郕王害怕了,起身要溜,朱祁鈺若是就這麼走了,掌管東廠的王振餘黨們,鐵定會殺害這些大臣,給馬順報仇。那時候,不必也先來攻,明帝國從內部就崩潰了。此時力挽狂瀾的又是于謙,他從人群縫隙間擠了出來(「排眾直前」),這番掙扎還真是力氣活,于謙「袍袖為之盡裂」,他拽住郕王,讓朱祁鈺當眾宣布:「馬順罪有應得,(打死他的事)不予追究。」有了郕王這番話,王振的餘黨們就不敢亂來了,大臣們也安定下來了。退出朝堂時,吏部尚書王直握住于謙的手感慨連連:「國家就得靠你啊!今天的事,就算有一百個王直也沒用啊!」于謙從此成了大明帝國的主心骨。

新皇登基

接下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擺在了面前,「國不可一日無君」,大明現在面對的局勢比這個更糟,因為那個「君」現在在敵軍手上,不但不能掌管朝政,還成了瓦剌手裏的擋箭牌。於是,大臣們請皇太后立郕王為帝,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面。郕王卻嚇得一再推託(「驚謝至再」),看來,皇帝也不是甚麼搶手的職業,坐在那個位置上是要擔責任的。于謙搬出孟軻老先生「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高聲道:「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為個人打算。」於是,「王乃受命」。于謙固然是為天下計,然而,此舉在明英宗心裏,卻對于謙留下了芥蒂。

是年九月,郕王朱祁鈺登基,後世稱為景帝,尊英宗為太上皇。于謙針對瓦剌的企圖,向景帝陳述了自己的對敵策略,還推薦了一批文武官員,並立下軍令狀-- 「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依明制,兵部尚書不能直接指揮軍隊,為此,十月,景帝下特旨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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