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中華歷史上，無數先賢身處危厄時，展現出令人肅然起敬的浩然正氣，于謙就是其中一位「時窮節見」「垂丹青」的民族英雄。
土木堡之變
英宗要御駕親征的消息一經公布，群臣都吃了一驚，反對之聲迭起，尤以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為甚。可是，英宗已經被王振忽悠得昏了頭，啥也聽不進了，英宗下令由他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自己則湊齊五十萬軍隊，即日動身。倉促調來的五十萬大軍幾乎沒有後勤準備，為了攜運物資，每三個人配備一頭毛驢，隊伍中人驢參雜，混亂不堪。
王振本以為，五十萬大軍的旗號打出去，可以「嚇退瓦剌」。可是，半路上遇到從前線逃回來的同類郭敬，聽完郭敬對瓦剌軍隊凶猛程度的一番描述，王振自己嚇得快尿了褲子。更重要的是，從北京出發後，直到大同，一路上風雨交加，就沒停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是上天的警示，於是，明軍撤退了。
八月十四日，明軍撤到懷來東南距城僅二十里的土木堡，此地原本有個要塞，後因供水困難而廢棄了，稍有兵家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個險地，可王振讓大夥在此地露營，原來，他沿途搜刮的民財裝了千餘輛輜重車，這些車子落在後邊，王振擔心自己搜刮來的這些東西被人搶劫，需要軍隊保護，五十萬明軍竟成了給王振押鏢的。
此時，瓦剌騎兵接踵而至，切斷了土木堡附近唯一的水源，明軍大亂，幾十位文武重臣，連帶明英宗自己都成了俎上魚肉，任人宰割。這一戰，明帝國全軍覆沒， 英宗被俘。唯一能給大明一點安慰的是，護衛將軍樊忠在陣亡之前，揪住王振，大呼：「吾為天下殺此賊。」一錘送他去拜見閻王了。這就是震驚天下的「土木堡之變」。
獨撐危局
兵敗土木堡的消息一傳出，就不僅僅是朝廷震動，而是舉國震驚了。二十二歲的郕（音同成）王此時沒了主意，立即把留守北京的大臣們召集來，討論對策。侍講徐珵首先發言，他的基本觀點就是一個字──「跑」，把都城遷到南邊去，他說：「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這個徐珵，是個有些小聰明的人，《明史》上說他，「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這樣的人，如果在今天，確有幾分神秘色彩，然而，在中國古代，《易》為群經之首，是每個儒生的「必讀教材」。而對於「五術」的研究，能夠像孔明，劉伯溫這類學有大成者雖然是鳳毛麟角，但是那些基礎的「科普知識」，販夫走卒也能隨口道來。
徐珵在朝堂上談及天象，頗有班門弄斧的味道，而其主張竟是要腳底抹油，自然為大家所不容，「金英叱之」（並非所有的太監都是小人），「胡濴（音同營）、陳循咸執不可。」理兵部的于謙更是厲聲斥責：「言南遷者，可斬也。」他接著提醒大家：「京師是天下根本，一旦遷都，大勢去矣，大家忘了宋室南渡的教訓了嗎？（「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話不在多，而在於是否能一語中的，于謙的寥寥數語，決定了明帝國未來的命運， 「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戰略上已經決定堅守了，接下來面臨的，是一個實質而且尖銳的問題，用甚麼守？朱祁鎮這趟出門，把京城「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的主力，明帝國北方精銳以及半個朝廷六十幾位重臣，統統留在土木堡了，可以說，大明幾十年攢的家底基本賠光了。京城周圍則是「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于謙請郕王把各地的預備役（「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甚至後勤部隊（「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都調到北京來了，細心經畫部署，這才「人心稍安」。于謙也不再是代理，而被任命為正式的兵部尚書了。
這真是大明的多事之秋，沒過幾天，朝堂之上又出了亂子。大夥對於造成土木之變的王振恨之入骨，在朝會上，請郕王下旨「族誅王振」。王振的爪牙馬順當時在場，按理說，在這樣群情激憤的場合，他應該悄悄躲在一邊，惟恐大家注意自己才是，可是這小子竟然不識時務地「輒叱言官」，他大概以為還是王振專權那會兒。給事中王竑（音同宏）忍無可忍，衝上去就報以老拳（「廷擊順」），其他大臣也相繼加入了毆打馬順的行列（「眾隨之」）。
明、清兩代最重「官儀」，上朝面君，廷前奏對，如何邁步，眼睛看哪兒，都是有講究的，誰曾想平時邁方步的斯文大臣們，竟然挽袖子、掄胳膊，打起群架來了－－王振專權，殘害忠良，土木驚變，社稷危亡－－所有的怒火燒在馬順的身上，一會兒的功夫，馬順去地府和王振會合了。朝堂上亂了，衛兵們也嘈雜一片。
面對這一切，郕王害怕了，起身要溜，朱祁鈺若是就這麼走了，掌管東廠的王振餘黨們，鐵定會殺害這些大臣，給馬順報仇。那時候，不必也先來攻，明帝國從內部就崩潰了。此時力挽狂瀾的又是于謙，他從人群縫隙間擠了出來（「排眾直前」），這番掙扎還真是力氣活，于謙「袍袖為之盡裂」，他拽住郕王，讓朱祁鈺當眾宣布：「馬順罪有應得，（打死他的事）不予追究。」有了郕王這番話，王振的餘黨們就不敢亂來了，大臣們也安定下來了。退出朝堂時，吏部尚書王直握住于謙的手感慨連連：「國家就得靠你啊！今天的事，就算有一百個王直也沒用啊！」于謙從此成了大明帝國的主心骨。
新皇登基
接下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擺在了面前，「國不可一日無君」，大明現在面對的局勢比這個更糟，因為那個「君」現在在敵軍手上，不但不能掌管朝政，還成了瓦剌手裏的擋箭牌。於是，大臣們請皇太后立郕王為帝，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面。郕王卻嚇得一再推託（「驚謝至再」），看來，皇帝也不是甚麼搶手的職業，坐在那個位置上是要擔責任的。于謙搬出孟軻老先生「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高聲道：「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為個人打算。」於是，「王乃受命」。于謙固然是為天下計，然而，此舉在明英宗心裏，卻對于謙留下了芥蒂。
是年九月，郕王朱祁鈺登基，後世稱為景帝，尊英宗為太上皇。于謙針對瓦剌的企圖，向景帝陳述了自己的對敵策略，還推薦了一批文武官員，並立下軍令狀－－ 「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依明制，兵部尚書不能直接指揮軍隊，為此，十月，景帝下特旨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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