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歷史上,無數先賢身處危厄時,展現出令人肅然起敬的浩然正氣,于謙就是其中一位「時窮節見」「垂丹青」的民族英雄。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駕崩,年幼的英宗繼位,年號正統。正統初年,臭名昭著的太監王振因為有所顧忌,秉持「夾著尾巴做人」的原則,不敢過於放肆,之後,太皇太后和「三楊」不在了,「振遂跋扈不可制」。

侍講劉球因為向英宗進言陳述朝政得失,言語間含有指責王振之意,因而被王振投入監牢,並被王振的一個狗腿子馬順肢解了(馬順後來在大殿上被一群大臣痛打而死,也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大理寺少卿薛瑄平時不太拿王振當回事(「素不禮振」),結果,王振找了個其它藉口陷害薛瑄,差點要了他的命(「振摭他事陷瑄幾死」)。最搞笑的是駙馬都尉石璟,罵了自己家裏的閹奴幾句,王振認為他輕視自己的同類,彷彿自己也遭到了輕視,竟然把這位石老兄關進了監獄。如此睚眥必報,專橫跋扈,活脫一副小人嘴臉。可就是這麼個東西,英宗偏偏對他喜歡得不行,還稱呼王振為「先生」,把這個寸功未立的太監快捧上天了,皇上對他尚且如此,公侯大臣們哪裏敢怠慢,他們叫得就更肉麻了,「呼曰翁父」。一時間,大小官員們爭著賄賂王振,把這個馬屁都快拍腫了。

兩袖清風

然而,濁世之中也有清蓮,那個為社稷百姓可以不計個人安危的于侍郎,對權勢熏天的王振卻不屑攀附。有人勸于謙,進京奏事時即便不帶金銀,多少給王振帶些土特產去,估計少不了還有一番「寧可得罪君子,不可開罪小人」的「勸誡」,于謙對此瀟灑一笑,甩了甩兩隻袖子,答道:「只有清風。」並寫詩《入京》以明志,成語「兩袖清風」即由此而來:

絹帕蘑菇與線香,

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

免得閭閻話短長!

有這樣剛正不阿的人時不時到朝堂來逛逛,王振自然覺得不太舒服,恰巧有個名字和于謙相似的御史得罪過王振,王振又糊里糊塗地把這事和于謙混到了一起,看于謙就更不順眼了。正好有個叫李錫的通政使想藉機拍王振的馬屁,就給于謙栽贓了個罪名,把他判了死罪,關進大牢。沒想到,這下馬屁沒拍對地方,山西、河南等地的上萬名官員百姓跑到北京皇宮「集體上訪」(「伏闕上書」),要求留于謙繼續任山西、河南巡撫。

周王、晉王等幾位藩王也出來為于謙說話。這下王振看明白了:于謙是個好人,可不是個好欺負的人。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于謙官復原職了。

但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一旦有了「折騰」的「愛好」,是不大可能會自動停止的,沒過多久王振就折騰出一件更大的事來,而且在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那就是中國歷史上最烏龍的一場戰役--土木堡之變。

于謙畫像。( Shirley/大紀元)
于謙畫像。( Shirley/大紀元)

土木驚變

明朝早期,蒙古勢力漸漸分為三大部:一為韃靼部,居住在戈壁大沙漠北部;一為兀良哈部,居住在韃靼部的東南;另一個就是瓦剌部,居大沙漠西面。在永樂年間,這三部懾於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先後對明帝國稱臣。到了正統年間,瓦剌部出了個不甘寂寞的太師--也先,他不但把本部首領弄成了傀儡,而且控制了蒙古其餘兩部,勢力範圍東及朝鮮,西抵中亞細亞,北達西伯利亞,南逼明長城一線,大有恢復大元帝國昔日雄風的勢頭。

此時,明朝的軍政大事,全由王振代理。他不僅胡作非為,殘害忠良,廣植私黨,還通敵走私。他讓黨羽郭敬每年私造鋼箭簇數十甕,用王振名義送給瓦刺,瓦刺則回送他良馬。

明正統三年(1449年),也先以明帝國刁難其貢使為由,興兵南下。長期務農的大同守軍,在太監郭敬節制之下,接連失利。大同總督宋瑛等4萬餘人全軍覆沒。 警訊傳到北京,朝廷震動。其實,也先來勢雖兇,也不過只有三、五萬兵力,和明帝國相比,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明軍如果調度得法,只要派一上將就可擊退也先。可是,王振卻想趁機炫耀自己的威勢,竭力慫恿23歲的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

平心而論,若說王振是瓦剌派來的特務,確實有些冤枉他,按民間俗語來說,這傢伙就是個「不知道自己一頓能吃幾碗乾飯」的草包加混混,可是,看看歷史,再看看我們身邊的事,就不難發現,這樣的草包,其危害性往往比真正的特務要大得多。王振草包偏偏又遇到個不知道自己「飯量」的明英宗,這就成了明帝國的劫數。

英宗要親征的消息一經公布,群臣都吃了一驚,反對之聲迭起,尤以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為甚。◇(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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