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記述了鄭治進入瀋陽陸軍總院泌尿科實習,並親自參與中共軍隊1994年進行的一場活體摘除年輕軍人腎臟和眼球的特別軍事行動的經歷。
下面繼續他的自述
第三部份 花園下面的秘密
離開陸軍總院
當時,我去陸軍總院實習,軍區有意讓我留在醫院工作,所以全面培養我的工作能力。軍隊醫院待遇很好,收入相當高,在地方又有優越感,能留在軍隊醫院工作是件美事,當時瀋陽軍區的幾家醫院都隨我選。
在離開學校之前,我的人生非常順利,我以為社會都是很陽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活摘器官這件事情,我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面,看到軍隊醫院的黑暗,軍隊裏面真的太黑暗了。
那時,整個軍隊我都不想介入,不想去任何軍隊醫院工作。後來,我到了兵器工業一家醫院工作,在遼陽市的153醫院做內、兒科醫生。
自從參與那次活摘器官以後,我一直處於一種恐懼狀態,可以說,我是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下離開陸軍總院的。雖然離開了,但恐懼一點也沒減輕,時不時地莫名其妙地恐懼。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2002年的一天,我去瀋陽陸軍總院看望一位軍區領導,這位領導和我父親關係很好,我常去他家。他有腎病,很消瘦。那天我陪這位領導在陸軍總院做體檢,體檢完之後,醫生會診說要換腎。
當時在走廊,陸軍總院一位軍官側著頭,跟這位領導說:給你挑一個保質量的,鮮活的,法輪功學員的。
此時,我才知道,原來法輪功學員是被活摘器官的對象。
後來,我陪這位領導回家,當時,他徵求我的意見,到底要不要換腎?我說,別這樣,那不是殺人嗎?
這位領導知道我曾參與過活摘器官。他停了一下,隨後用特別嚴肅的表情看著我,用手指著我,說:你趕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當時,我特別震驚,本因為參與活摘器官那件事就已經很恐懼,聽到這件事情以後,我就更恐懼了。
後來,這位軍區領導聽了我的話,他沒有換腎臟,一直靠透析維持生命,直到2005年之後才去世。
湖北公安廳後花園地下有人體庫
2002年我申請了一項專利,發明了一次性可降解衛生坐墊。2005年我在北京,正洽談專利產品的生產合作事宜。那時候住在北京,接觸到很多政界、商界人士。
當時對我這個專利感興趣的人很多,那時候是沙士病過後不久,大家都怕得傳染病,很多人都在尋找這個產品。醫院、航空、鐵路、酒店、個人都需要,市場很大。我同時還在設計生產設備。
在北京有一些和我家交往深厚的人,有一位女士有胃腸炎,西醫治不好,90年代一直是我父親給她看病。我們倆家關係很好,她的女婿是一位政治局常委身邊的親信,能接觸到很多高層人物。在家裏,我們都戲稱他為「親信小姐夫」。
那時候,我姐姐和母親都陸續出國了,只有我一家三口留在北京,這個「親信小姐夫」有時會在周末來看我。有一次聊天的時候,談到法輪功的話題。我跟他說,在東北,法輪功被迫害得很嚴重啊。
當時,他甚麼話都沒說。送他走的時侯,他突然轉過身來,目光直直地看著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在、湖、北、武、漢、市,湖北公安廳後花園的地下,關滿了法輪功學員,有未、成、年、的、孩、子。」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去過那裏。」
當時我不敢說話,也沒有回應他,心情特別沉重。
送他走之後,我突然有了一種使命感:我要離開中國,我要把這件事情帶到海外。
那個專利是我用一年多時間發明出來的,當時都已經到了洽談市場投資的事情,有人急需要投資,他們知道這個東西利潤太大了。但是,經歷這些事情以後,我已經明白,甚麼專利、甚麼錢,這些東西都不重要;比起生命來說,錢這東西太輕微,多少錢都沒有甚麼意義。
第四部份 出走海外
泰國之行
我在2005年底出國。當時選擇從北京出發,我覺得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個時候是帶著太太和孩子,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飛到越南河內。一位越南留學生幫助我過關,又幫助在河內安頓一些日常事務。我在越南只待了2天,之後就到了泰國。
在泰國,我們一家受到聯合國的保護,在那裏待了大約一年半多時間。
在泰國也經歷很多事情,我的一位鄰居是異見人士,泰國警察直接把他抓進監獄;泰國中使館的人經常直接威脅泰國華人。泰國的媒體親共,報紙上面登的都是中共領導人的新聞和講話。在泰國的街頭,有人打著五星紅旗晃來晃去。
那時候就知道,其實海外並不是那麼安全,中共在海外滲透非常嚴重,在泰國就有大量的中共特務。那段時間,我同樣處於恐懼狀態,恐懼感一點都沒減輕。
落地加拿大
我於2007年9月來到加拿大。因為有了泰國的經歷,到了加拿大以後,我非常謹慎,非常小心。
到達加拿大之後,並不是事事都順利,大概一個月左右,我就蹊蹺地遭遇了一場車禍,當時腿和腰部都受了傷,有一條腿在之後的幾年時間走路都是瘸的。這件事情又加深了我的恐懼。
在多倫多,我開始關注媒體,我發現,大多數中文媒體都是被中共滲透的,上面的內容感覺都是親共的,這些媒體我去爆料肯定是不安全的。
在加拿大的那8年時間,我也一直在關注大紀元的報道,我在尋找一位最安全、最適合報道的媒體。
這段時間,其實我是在一種非常苦惱、非常糾結、非常彷徨無助的狀態下生活,經常處於一種深深的絕望、無助之中……
我歷經艱險來到國外,希望曝光活摘器官事件。但是,如果選錯了媒體,會給自己帶來很大麻煩。不但有麻煩,還有可能活摘器官事件根本就報道不出去。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惱,心裏裝著這麼多秘密沒法爆出去,還隨時處在危險之中……白天恍恍惚惚,不知道該怎麼辦;晚上總是做噩夢,一種莫名的恐懼伴隨我,總是有一種緊張和不安,日子過得真的很痛苦……
匿名曝光活摘器官
2015年,我終於鼓起勇氣向大紀元曝光活摘器官罪行。
那時,當記者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就像見到親人,就像終於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同時,我又極度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萬分勇氣,終於走到這一步,決定曝光這個事情,但是,這個媒體真的會報道出去嗎?一旦報道後,明天我將面臨甚麼樣的危險?
當時,那種心情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就像到了懸崖邊,懸崖還有退路,我連退路都沒有,前路、後路全部斷了……
一般人想像不到中共有多邪惡,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的。它沒有法治,沒有法律程序。這一屋子的人,也許其中只有一個人可疑,或者對他們有威脅,它會把整屋子的人全都殺掉……株連九族,你所有的社會關係都給你挖出來,都受連累,很邪惡的。
那個時候真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真是……講實話,我每說一個字,每說一句話,都像是在做「生死抉擇」,不知道這句話說出去的後果是甚麼。那種極度不安,真的很難用語言形容。
我至今記得,當時我是多麼孤立無助,我很想站起來,我很想移動,但我不知道是該去扶住記者,還是扶住桌子……
那次,終於很艱難地完成訪談。談完之後,我就覺得,我把身家性命全拋出去了……那種心情……真的是無法形容的,那時候真是很害怕。
第五部份 公開現身 揭露活摘罪行
記者:時隔8年,鄭治決定公開身份,他告訴我,主要是因為最近看到一條消息,2019年,哈爾濱市一位法輪功學員張秀琴遭受活摘器官,她臨終留下的證詞最近曝光。他被這件事情深深觸動……
這件事情對我刺激實在太大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須站出來。作為一個活摘器官現場的親歷者,我知道那有多麼慘,一般人想像不到,那有多慘……
宰殺中國人,盜取器官賣錢,這是徹徹底底的罪惡,所以,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實在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無論如何,我都要站出來,公開曝光活摘器官這件事。
活摘器官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全軍,所有的軍隊醫院都參與了,而且數量相當龐大。
我在海外隱姓埋名16年,承受常人難以想像的恐懼、徬徨、苦悶和絕望,現在公開身份,曝光活摘罪行。我知道中共很邪惡,要說完全不擔心中共報復,那不現實,但我將坦然面對一切……
要知道,在中國大陸,那裏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明知道監獄酷刑,明知道精神可以崩潰,肉體可以疲憊,但他們依然堅持把真相告訴民眾。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堅強的信念,激勵世界上每一個人。
加拿大是民主國家,是法治國家,這裏有基本的人權保障。作為人,作一個有最基本良知的人,我沒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中共代表不了中國人民,它不是一個政府,是一個犯罪團夥。我想對所有參與活摘器官的人說,保留證據,等到對共產黨清算時,為自己贖罪。
我會妥善保管手中掌握的證據、證人,等共產黨倒台時,等到大審判時,我會把全部證據拿出來作證。
這麼多年來,我背負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不管承受了多少悲傷,經歷了多少次絕望,我依然堅信,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人類一定會審判中共惡魔犯罪集團!
【後記】
法輪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傳出的佛家上乘修煉法,1999年7月,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出於一己之私,利用中共國家機器發起對法輪功學員的血腥鎮壓,當時在中國大陸修煉法輪功的民眾有上億人。
2000年後,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呈蘑菇雲式的爆炸性增長。加拿大人權律師、《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作者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2016年6月24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表示,他和另外兩位中共強摘器官最新調查報告作者,在對中國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醫院的相關數據分析後認為──中共每年移植手術量達6萬到10萬例,而且是更傾向於較高的數字。
他們發現,中國器官移植的等待時間遠遠快於美國。根據美國衛生部報告,美國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時間:肝移植2年,腎移植3年,心臟移植約為0.6 年。在中國,中國醫院官方網站普遍保證1~2周內就能為病人找到器官供體。
解放軍第二醫院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網站稱,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周。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瀋陽)稱,一般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2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周,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即可以尋求到HLA相匹配的供體。如有問題在一周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
擁有移植的器官配型非常不容易。據明慧網報道,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從醫學角度說,直系親屬之間HLA(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間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間。從媒體報道上看,大陸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親屬的配型機率大概在20%~30%之間。
美國的「全國骨髓捐贈計劃」(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網站上有提供一組有關HLA匹配的數據,大概4,000個捐贈者中有200個成為潛在的供體,而在這200個潛在供體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個病人。如果以潛在供體來算匹配機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準確的匹配要求來看,那就只有1%了。
麥塔斯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中國死刑犯的數量解釋不了中國大規模的器官手術來源;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他在一次採訪中表示,中國每年死刑犯數量滿足不了每年1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的需求,「我認為中國的死刑犯人數在2,000-6,000人之間。我的意思是,中國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萬或者10萬人。」
值得慶幸的是,本文通過對一位活摘親歷者的採訪,揭開了中國移植非法器官來源的一角,我們期待這個採訪可以鼓勵更多人站出來,向世人揭示中共活摘罪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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