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者翟東昇近期演講時談「再次解放思想,才能打開經濟增長新空間」,專家分析,當前的中共體制、政治環境下,談真正的解放思想,是絕無可能。

6月11日,翟東昇受邀於「中國政治經濟學四十人論壇」,發表題為「貨幣、債務與共同富裕」的演講,觀察者網重刊時,以「再次解放思想」為題,引發讀者熱議。

翟東昇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他曾在2020年披露中共在過去幾十年中利用「美國權勢核心圈內的老朋友」來影響美國政治和對華政策,引發軒然大波。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轉發了這段影片。

財富分均不勻 民眾無力消費

他在演講開頭提到,中國在全球產業諸多領域攻城略地,把一些富有國家的「好買賣」搶到手,但沒有因此過上好日子,國內消費、就業、經濟增速、通脹率沒有好轉,現在在通縮邊緣徘徊,比通脹還要麻煩,老百姓不敢生孩子、不敢買樓子、不敢借錢,也不敢投資。

他引述日前一份中金公司有關中國財富分配結構的報告,中國總財富量790萬億,其中國資(公共部門)財富360萬億,佔比45.6%。富人財富290萬億,佔比36.7%,中產階層110萬億,佔比13.9%。13億普通居民財富30萬億,佔比3.79%。

他說,「這樣的金字塔分配結構下,即使政府想刺激消費,百分之九十幾的民眾也無力消費,因為他們真的沒有錢。」「他們雖然收入不高,但是能享受地方政府和國企提供的許多普惠性的公共產品,比如道路、橋樑、公共汽車、地鐵、高鐵、銀行帳戶、手機信號和移動寬頻。​​」

中金公司發表於2023年3月關於中國財富分配結構的數據,翟東昇重刊演講全文時引用,後來把此表刪除了。(網絡截圖)
中金公司發表於2023年3月關於中國財富分配結構的數據,翟東昇重刊演講全文時引用,後來把此表刪除了。(網絡截圖)

他認為,要想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局,就必須打破一系列政治經濟思想上的「迷思」,包括對大政府的恐懼、對債務的擔憂、對高福利和高稅率的厭惡、對人口規模的否定。

他引用世界銀行繪製的一張圖表,縱軸是人類發展指數(HDI)、橫軸是公共財政開支佔GDP比例,以兩者之間正相關,說明「大政府」的好處,強調學習北歐國家將高稅率轉化為高福利的做法,建議打造更高效、合理的福利體系建設,有助於中國中產階級規模和消費能力的擴張。

他還主張擴張人民幣計價的國債,包括向年輕人和孩子發放數碼貨幣,鼓勵中央政府在較短的時期內增加三四十萬億國債,把地方政府從規模巨大的高息債務中解綁出來,有效降低全政府的總利息支出等。

探討經濟困局的成因 分析:翟在攪混水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告訴大紀元,翟針對目前現象的描述一針見血,對問題生成的原因像在攪混水,提出的解藥更是南轅北轍,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可能增加更多的新問題。

「目前中國這麼多問題,當然也是因為現有的政治、經濟、科技等一些制度或思想方面造成的結果,所以如果要解決,提解放思想這個方向是對的,但他所提的四大方向,恰恰是造成問題的原因。」

秦鵬舉例,翟提到學習北歐的高稅收,但其實西方國家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把稅收花在醫療、就業、養老等方面,但中共政府的這套體系,恰恰保證了大部份稅收分給了極少數的人,包括大量的醫療保險金用於佔比極少的政府官員等,這才是中國式大政府的麻煩。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孫國祥告訴大紀元,翟一開始提到大政府的好處,提供公共產品,有意化解大眾對經濟現狀的不滿,不去批評政府,「不過,公共財(Public goods)之所以能成為good的、善的,和政府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是息息相關,但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即不一定政府提供的是善治,它可能提供的是惡治。」

孫國祥說,中國大陸確實需要解放思想,但是要進一步解放的是市場的活力和能力,要進一步解放市場須要「小政府」,翟避談市場,把焦點放在中央政府舉國債來解決地方債務問題,「在舉債的例子上,他類比美日歐等國家的例子,但是中共與西方國家政經體制完全不同,東學一點、西學一點,成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大雜燴。」

網民熱議:看準了病 開錯了藥

觀察者網刊出翟的演講全文後,底下網民討論熱烈。網民「直言不諱」的說,「翟理論屬於看準了病,開錯了藥。」

網民「咬文嚼理」說,「不是再次解放思想!——而是:不要瞎折騰!——回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科學發展,成功的正路上來!」

有網民說,「國債到時候怎麼兌現呢?如果印鈔的話相當於放水,這些錢也會湧向各處,熱點變熱,樓價說不好會漲的厲害,通脹也會起。會不會更結不起婚?生不起小孩呢?」

網民說,「翟教授的方案簡單說就是通過可控通脹帶動消費,但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像精確制導一樣控制通脹,所以,翟教授的方案雖然看起來很美好,但只能是一種設想。」

網民「老派作風」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國家需要的是踏踏實實實任勞任怨的實幹家,而不是那些沽名釣譽的什麼專家。」

分析:問題根源在中共

秦鵬分析,如果按照翟建議的,由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來解決地方債務,實際上也解決不了問題,地方官員之所以有高昂的動力去搞建設,是由中共政治體制所決定的,官員透過一些無效的、重複的建設來陞官發財,如果中央政府把地方債務負擔打消了,地方政府會更加不顧後果地瞎折騰,而財政部長劉昆多次說「誰家的孩子誰抱」,也就是中央政府不會來承擔。

他說,「所以,在現有的中共這個體制內,翟東昇所提到的問題只能繼續惡化,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去解決,因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問題,恰恰來自於中共體制本身,它把民營企業盤剝得太厲害,同時惡化了國際環境,外資都在逃離,13億人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只會持續惡化。」

孫國祥分析,翟這類學者原本是想透過中共的內參報告,來向高層凸顯自己的觀點,他所說的解放思想,並非指習近平的思想,而是指解放主掌經濟、財政、福利、債務、稅收等部門領導者的思想,但這樣是徒勞的,如果習不解放思想,底下的班子誰敢解放呢?

從翟的演講也可以看出,離中共放開對中國經濟的討論,距離還相當遙遠。

孫國祥說,經濟困境可能還需要到達某種臨界點,包括青年的失業率、福利問題造成社會出現不穩的情況,中共高層才有可能公開討論經濟問題,否則會像翟這樣在中共設定的框框下討論,無法解決中國大陸當前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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