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英華女學校校長關翰章在FB向校友發信說，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後，《給十九歲的我》聯合導演郭偉倫寫信給學校，為他在頒獎禮上的不當言論道歉。校方也公開了郭導演的原信。今日香港各大媒體報道此事，標題都寫郭偉倫為言論「致歉」。
然而郭偉倫到底為什麼道歉、向誰道歉呢？不妨看看他原信的一段話：
「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於4月16日（星期日）舉行頒獎典禮，作為《給 19 歲的我》聯合導演的我，在代表團隊領取『最佳電影』獎項時，發表了不適當的言論，引起公眾關注和爭議，我希望作出澄清及道歉，承認我當晚的言論並無充份考慮事件敏感背景，發言内容引起公眾誤解，對此我深感難過，有需要向香港電影金像獎大會、英華女學校及製作團隊，致以深切的道歉。」（注1）
郭偉倫道歉的對象，不包括那位曾反對公映卻長期被無視的「阿聆」。在這一點上，英華關校長的反省，顯然比《十九歲》團隊深刻，因為他至少願意在公開信上說：「而我亦就學校處理公映欠佳之處，當面向她道歉。」這次校方終於說出重點，承認問題出在「處理公映欠佳」，而非像兩周前的聲明，顧左右而言他，稱校方沒強迫學生拍攝。
至於郭偉倫道歉的理由，是言論「引起公眾誤解」。奇怪，既然是公眾「誤解」，你不向公眾澄清，反向校方解釋，「我當時的發言重點，原意是提出紀錄片對於社會的重要性，希望社會繼續支持紀錄片和紀錄片製作人，同時呼籲紀錄片製作人，不要因為我們的遭遇氣餒，要勇敢繼續製作紀錄片」云云，到底是什麼玩法呢？
看了這封與我無關的道歉信，我卻有一點想講：身為「公眾」一員，自問並無誤解郭導演原意，他當晚講得很清楚：「香港拍紀錄片的導演，請你繼續努力去拍紀錄片，唔好驚，因為時代需要有紀錄片，用鏡頭記錄我們發生的事，記住唔好熄機，唔好驚，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這段話的確是鼓勵其他紀錄片導演，沒誤會。
然而大眾對此話反感的原因——讓我畫公仔畫出腸——是郭導有意無意間暗示，自己團隊因倫理問題而遭受的挫折，可以跟其他時代紀錄者承受的強權壓迫相提並論。《時代革命》、《理大圍城》之類的社會紀錄片，的確要很「勇敢」才能製作，但他們的「勇敢」體現於不畏強權，而非無視弱小。
當然，弱者不一定對，但根據至今公開的資料（而非社交網絡近日那些吞吞吐吐的「陰謀論」），我認為《十九歲》團隊遭逢的「折騰」，十居其九是自招的——各位有眼見，以郭導本人為例，他如果夠成熟的話，又點會口沒遮攔，講咗先算呢？
現在校方把郭偉倫的道歉信公開，又提到已承諾刪減某位被攝者的片段，似乎是希望平息眾怒，為影片重映鋪路。如果校方和製作團隊能依循正路，解決被攝者的consent糾紛，讓此片重見天日，也未嘗不是好事。但要說服公眾支持你（可能他根本不想），首先要明白及坦承問題何在，而非玩弄修辭，跟自己友圍爐「致歉」。
最後，想趁機回應上星期日《明報》一篇「奇文」，題為「香港電影工業向社會宣戰？」，作者黃國兆為《十九歲》辯護，搬出日本紀錄片導演原一男，說「與之相比，《十九歲》實在純情得可以」。（注2）誠然，原一男拍攝紀錄片的手法，非常破格，可說不擇手段，不但強行侵犯他人私隱，更刻意挑撥拍攝對象的情緒。然而原一男的鏡頭暴力，也施加於社會名人和政客，不但挑戰社會道德，更向政權和制度宣戰。
2018年《明報》曾刊載原一男的專訪，提到他拍攝《再見CP》時，帶攝影機進入腦性麻痺者的家，引發爭吵，結果他沒停止，更把那幕因他而起的爭執暴露在鏡頭前，「那時候我問自己：我要保護我自己的私密嗎？回答是：我要將自己的私密披露在眾人面前！帶著如此決意我製作了《絕對隱私的性愛戀歌》。因為我覺得自己披著隱私的保護殼而去侵入他人的私密領域，這樣做是不公平的。」（注3）
原一男以紀錄片鏡頭直視自己的勇氣，抱歉，我在張導、郭導身上都看不到——當然，如果他們按照校方承諾刪減「阿聆」的部份後，願意「為藝術犧牲」，像原一男般揭露自己，把多年來「氹𡃁妹」的私密片段也剪進去，折射出香港電影工業的真實一面，我相信此片「藝術成就」必定更高。像黃國兆那類支持《十九歲》的電影人，應該不會反對吧？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編者按：本版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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