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願意為真理犧牲多少呢？我們對極權主義的理念是基於冷戰。我們想到的是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我們想到的是秘密警察。我們想到的是等待分配救濟食物的隊伍……。問題是，我們並不真正了解甚麼是極權主義。
（接上期：【思想領袖】願為真理付代價 抵制極權主義）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18.當迫害發生 才分辨出真正的信徒
德瑞爾：談到痛苦的重要性，我在《不靠謊言活著》中談到美國電影導演泰倫斯‧馬利克（Terrence Malic）的一部偉大的電影，叫做《隱藏的生活》（A HiddenLife），是根據弗蘭茨‧耶格斯塔特（FranzJagerstatter）的真實故事改編。
弗蘭茨‧耶格斯塔特是一個奧地利天主教農民，因為拒絕向希特拉宣誓效忠而被納粹殺害。
在電影中，故事從他們的小村莊開始，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的高處，你以為在那裏他們會安全地躲避開納粹，但是你錯了。
村裏幾乎每個人都是天主教徒，但是納粹來了以後，除了弗蘭茨一家之外，大多數人都成了納粹份子。有一次，弗蘭茨走到村裏的教堂，看到一個藝術家在牆上畫著《聖經》中關於耶穌生活的圖畫。藝術家告訴他說，「人們來到教堂，他們看到這些畫，崇拜耶穌，但是耶穌不叫他們崇拜者，他叫他們信徒。」
「你怎麼區分崇拜者和信徒呢？」那就看在迫害降臨時，誰願意承受，這就是如何確定誰是真正的信徒，誰把信仰當作生命本身，而不是當作生命的附帶物。你也可以從世俗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坐在這裏，當著開國元勛的面談話。
今天在美國，我們是自由和民主的崇拜者，還是信徒？當迫害發生時，你就能夠區分出來，無論他們是否有宗教信仰，或者信仰甚麼？那些願意挺身而出捍衛真理和自由的人，將證明自己是自由的真正信徒，而其餘那些順從和低頭的人，他們從來都不是。
楊傑凱：這讓我很震驚，說起來有點奇怪，但是我們談論的是對客觀現實的承諾。這是一個共性，一個客觀事實，一個共享的現實，這將至少是共同利益的一部份。
19.自由世界的孩子 對謊言缺少免疫力
德瑞爾：確實如此。我在波蘭為寫書採訪人們時，有一位教授說，他非常關心年輕一代，即後共產主義一代。他說，「我們這些在共產主義環境下長大的人，明白國家是如何操縱語言，來創造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我們弄懂了如何看穿它。」
而這些孩子在自由中長大，儘管有自由的祝福，卻未形成對謊言的免疫。所以當你看到新的語言出現，談論甚麼是女人或男人是甚麼，我們是性別不固定的，可以是這個或那個，等等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他們沒有接種防禦這種意識形態病毒的疫苗。
所以他說：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不明白這背後的內情，就接受了來自西方的「覺醒」宣傳，並以為了解世界的真實面目，但那實際上是對現實的扭曲。
楊傑凱：一方面，人們有尊重客觀現實的義務，但是也存在意願的問題。我不知道意願來自哪裏，這是否完全源於勇氣？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但是意願不等於隨波逐流，很多人只是很自然地去做，就是要去做，所以這是一種罕見的特質。它是甚麼？我認為這是一個共性，人人都有。
德瑞爾：是的，這是一種逆流而上的意願。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G.K.Chesterton）說過，死的東西可以隨波逐流，但只有活的東西才能逆流而上。我們今天就看到了這種情況。
20.抵制疫苗強制令 將付出沉重代價
在歐洲，我認識的一些最勇敢的人是疫苗抵抗者。澄清一下，我一點也不反對疫苗，自己也接種了；但是我反對疫苗強制令，因為這為極權統治奠定了基礎。
我們在歐洲看到了這種情況，而且隨處可見。
在奧地利，還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抵制疫苗強制令，你將付出嚴重的代價。而有些人，不僅是基督徒，也願意為這個原則付出代價。坦率地說，我認為這些人是很英勇的，這是我想在我的孩子身上培養的東西，無論面臨甚麼問題，都不要隨波逐流。
我來自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個小鎮，出生在1967年，所以對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的《吉姆‧克羅法》時代沒有記憶。但是當我10年前搬回家鄉時，才發現1964年在法院的草坪上發生過一場白人騷亂。一名黑人牧師試圖登記投票，並成功了，成為63年來第一個登記投票的黑人，而白人發起騷亂，對此表達抗議。
當我讀到這篇文章時，感到很震驚，同時也意識到，可能在那群人中有一些我從小就尊敬的人，我卻不知道他們做過這樣的事。對我來說，在我出生之前那美麗、祥和的小鎮上，曾發生過此類種族主義暴力，我感到非常震驚。
但是我也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如果當時我是個年輕人，很可能會在暴亂的人群中。試想，是甚麼讓當時的人們成為種族主義者。假如你是像我父母30、40年代人，你無法聽到任何反對白人至上主義的敘述。
這就是生活，收音機、報紙從來沒有提到過。我絕不是為他們開脫，但是這些人，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真的對自己做壞事一無所知。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本應該知道那是在作惡，可是教會沒有佈道反對它。當我面對這個問題時，我想我會挺身而出，對抗暴徒，保護這些黑人。
但是很有可能，我會和其他人一樣膽小，也許不會參與騷亂，但是我會低調行事，以免惹上麻煩。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這種膽怯心理，而現在意識到這一點很重要。
日前，我收到一個美國傳教士來信，他因為做傳教工作，在一個伊斯蘭國家被關進監獄。他告訴我，一直想像自己在監獄裏會很勇敢，「事實上，我垮了，但那讓我了解到我們需要甚麼，我們需要的技能以及灌輸給自己的美德，以便變得強大。」幾周後我要和這個人見面，他想和我分享這些。
21.你願意為真理做出多大犧牲
所以我希望能把它寫出來。但是重要的是，我們要對這類事情保持謙遜，認識到自己會從眾。如果你是個白人，1964年生活在我的家鄉，你站出來反抗那些種族主義暴徒，保護這些黑人公民，你就會把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我們中有多少人真的會這麼做？我不敢肯定。我希望我會，但是我不能肯定。
此刻，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如果你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你願意為真理、正義和信念做出多大的犧牲？
你想像一下這些後果：你可能會失去工作、自由，甚至是生命。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想過，那麼就會措手不及，最終可能會屈服。
楊傑凱：這讓我想起在社交媒體上經常看到的一張著名的照片，說某人沒有行「勝利萬歲！」（Sieg heil!）的納粹禮，記得我讀過這個故事，思考為甚麼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會像那人一樣不會去行禮。但事實上，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德瑞爾：是啊，而且你不能等到面臨考驗之時，那就太晚了。我的意思是，想想自己大學時代的標誌性形象：那個孤獨的中國抗議者站立在天安門廣場上，面對著坦克。你想成為那個人，但是那個人並不是瞬間找到了自己；而是在那瞬間之前，他已經在心中建立了良知，獲得了勇氣。
同樣，我前面提到的弗蘭茨‧耶格斯塔特（Franz Jagerstatter）也是如此，他被殺害了，因為他不願對希特拉宣誓效忠。
所有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小決定給了他們勇氣、資源和理性，從而能在考驗到來的時刻，讓他們挺身捍衛自己的立場。
22.竟然找不到一個牧師 願意支持我們
幾年前，美國最高法院對奧貝格費爾案做出裁決，將同性婚姻在加州合法化，隨後同性戀核心會議和州議會提出一項法案，阻止那些想要申請基督教院校的學生獲得直接撥款資助、學生援助資助、貧困學生資助。
同性戀人士稱這些院校是偏執的院校，因為這些保守的基督教院校不贊成同性戀。
儘管法律規定貧困學生，可以在任何一所認證的院校使用這些助學金，但是同性戀核心會議想要改變這一規定，禁止學生在這些宗教院校使用這些助學金。這將意味著關閉加州大約 100所小型宗教學院，除非這些院校不得不違背自己心。
朋友是那裏一所基督教學院的高管，他帶領一群人來到奧蘭治縣的大教堂，那裏是南加州一個非常保守的福音派教徒場地，他們想要獲得這些教堂的支持。他們去找牧師談話。
然而，卻找不到一個牧師願意支持我們維護這些學院自由。我問「為甚麼沒有？」他說「他們每一個人都害怕被稱為偏執狂，即使他們同意我們的觀點。」
他告訴我，如果沒有洛杉磯的西班牙裔天主教會大主教和洛杉磯中南部的黑人五旬節派牧師的支持，我們早就輸了這場鬥爭。事實是所有這些養尊處優的郊區福音保守派，在關鍵時刻都不願意站出來。
我們不能讓自己變成那樣，不能成為那種人。我們現在必須培養勇氣，知道在面臨考驗時，會採取強硬立場。◇（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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