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我們願意為真理犧牲多少呢?我們對極權主義的理念是基於冷戰。我們想到的是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我們想到的是秘密警察。我們想到的是等待分配救濟食物的隊伍……。問題是,我們並不真正了解甚麼是極權主義。

一種軟極權主義正在席捲西方世界,正是我們對苦難和犧牲的恐懼使它得以立足,羅德‧德瑞爾(Rod Dreher)說。他是《不靠謊言活著:基督教持不同政見者的手冊》(Live Not By Lies: A Manualfor Christian Dissidents)一書的作者。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10.家庭的重要性 和中心地位受到攻擊

楊傑凱:我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有公開發言,甚至在維珍尼亞有政治家出來說,下面是我的轉述,「是教師而不是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有最終決定權,這是完全合理的。」我記得,有一個哈佛教授質疑家庭教育(在家上學)的理念,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兒童教育的顛覆。

這讓我思考很多關於家庭的問題,同時也是你書中關注的重點。一方面,在極權主義空間中,家庭如何成為一個存在信任的單元。而且,我想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社區的基本單位。

另一方面,這些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家庭單位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也受到攻擊,我想深入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最值得注意的是你深入了解本達(Vaclav Benda)一家,學到很多東西,包括如何保持這個單元的力量。請說說這個。

德瑞爾:思考家庭在極權主義環境下的作用非常重要,因為導致極權主義社會的原因,是在個人和政府以及國家之間沒有中間機構。因此,這對極權政府來說非常重要,他們消滅傳統家庭,消滅個人和國家之間全部聯繫的一部份。因為只要政府允許家庭存在,那麼,就會看到一個統治意識形態的對手的出現。

所以,如果回頭看看早期馬克思主義關於家庭的言論和宣傳,他們認為傳統家庭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遺蹟,必須被摧毀以解放個人。而實際上「解放」個人,意味著使之成為奴隸。總之,我們看到同樣的事情正在我們國家的左派發生,就在我們這個時代。

你提到學校,這是馬克思主義宣傳發生的地方,大多數人會在那裏找到它。當在這個國家,學校已經控制孩子,往他們的大腦中灌輸批判種族理論、各種宣傳,還有性別意識形態。甚至許多學校有正式政策:如果一個孩子,無論年齡多小,說自己是變性人,那麼學校將根據政策拒絕讓其父母知道,理由是父母會壓迫孩子。

11.家庭是抵抗極權 的重要源泉

這是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社會的做法,就發生在美國。然而,家庭是抵抗力量的重要來源。這是我從布拉格的本達一家中了解到的。瓦茨拉夫(Vaclav)和卡米拉‧本達(KamilaBenda)是信徒,他們是瓦茨拉夫‧ 哈維爾(Vaclav Havel,捷克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於1993年到2003年間擔任捷克總統)和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見者的核心圈子裏的天主教徒。

他們有五個孩子。瓦茨拉夫‧本達於1999年去世,但是他們把孩子培養成忠誠的基督徒與持不同政見者。我去了他們在布拉格的公寓,那裏曾經是持不同政見者社團的聚集地。它就在秘密警察總部附近的拐角處,當人們在前往接受審問的路上,他們會在本達的公寓前停下來祈禱,尋求建議以抵抗審問等等。

我和已經是奶奶的卡米拉對談,問她如何撫養孩子,為甚麼讓這些孩子參與到家庭的抵抗工作中是如此重要。她說,他們不知道共產主義何時會結束,也不知道它是否會在她的有生之年結束,但不想讓自己的孩子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奪走。

那麼,他們知道孩子只能去公立的共產主義學校。當他們放學回家時,本達家的父親,會坐下來和孩子們聊聊在學校學了甚麼?幫助他們了解政權是如何說謊的。所以他給了他們一份珍貴的禮物,那就是知道如何分辨真相和謊言。

他們並不僅僅是為了避免麻煩,而去順從。他們還通過電影和書籍來教育孩子,甚麼是真理,甚麼是善。他們會看偉大的西部片《正午》(High Noon),加里‧庫珀扮演一個獨自面對黑幫的警長。鎮上的其他人都是懦夫,而加里‧庫珀勇敢地站在那裏,為真理而戰。

本達家的孩子們現在都長大了。他們說,「我們看著父親彷彿他就是加里‧ 庫珀。」換句話說,父母親都給了孩子一個可以敬仰的勇氣榜樣。記得我和卡米拉在的公寓裏聊天,請注意,這是一個東歐的知識份子公寓,有14 呎高的天花板,每面牆上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有書。

12.教導孩子 愛真理愛善良愛美德

我問「卡米拉,你為這些孩子做了甚麼,來幫助他們準備好熱愛真理、愛上帝,並進行抵抗、獲得勇氣?」她說「我每天給他們讀兩三個小時的書。」我問「每天?」因為她也在大學教書。她說「是的,每天。」即使在她丈夫瓦茨拉夫坐牢時,他當了四年的政治犯。

我問「你會讀甚麼?」她說「我會讀神話,讀西方文學經典,給他們讀很多托爾金的作品,比如《指環王》。」我又問「為甚麼是托爾金?」她看著我說,「因為我們知道魔多是真實存在的。」

我意識到,她是在說她做了一件多麼天才的事,因為這些孩子,他們無法理解科學唯物主義。他們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之類的東西,但是他們能理解《護戒使者》(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又譯為《魔戒現身》,托爾金《魔戒》系列奇幻小說的第一部)講的是甚麼,他們能理解魔多是甚麼。

他們開始理解父母所參與的運動,這種持不同政見的運動類似於「護戒使者」。所以,她所能做的就是建立起他們的道德想像力,讓他們愛真理、愛善良、愛美德,尤其是勇敢的美德,這樣當他們長大了,可以參與運動時,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加入這個行列。這讓我明白了做好準備工作的重要性。

你可以稱之為幫助保持文化記憶,因為這就是他們所做的。所有的持不同政見者都知道,如果他們失敗了,如果允許共產黨奪走他們的記憶,不讓人知道作為一個捷克人或波蘭人、斯洛伐克人意味著甚麼,通過讓他們遠離傳統,剝奪他們的歷史和文化,那他們就會迷失。

我在書中講述的(以下)這個故事,不是關於共產主義,而是關於納粹主義。當德國人入侵波蘭時,他們征服波蘭人的計劃,就是摧毀波蘭是一個獨立的民族的理念,摧毀他們的宗教天主教。年輕的卡羅爾‧沃伊蒂瓦(Carol Voitiva),未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時是一名戲劇專業的學生,他們知道,拿起武器對抗德國國防軍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他們所做的是和戲劇界朋友們寫了關於波蘭愛國主義、歷史主題和天主教主題的戲劇,他們在地下為冒著風險前來觀看的觀眾表演這些戲劇。如果蓋世太保發現了他們的作為,他們會把他們都殺了,但他們從未發現,謝天謝地。

這位未來的教宗想要做的是,讓文化記憶在這個迫害的時代保持鮮活。我們今天有同樣的責任去做,以反擊我們看到在荷里活正在發生的事情,在學校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試圖抹殺美國的歷史,試圖醜化西方的歷史,抹殺一切。這都是該計劃的一部份,這麼說聽起來像是陰謀論,但不是,它正在發生。這是重新構想和改造西方社會計劃的一部份。

13.「1619計劃」 試圖篡改美國歷史

我在《活著,並且不說謊》中談到「1619 計劃」,該計劃試圖重塑美國的建國史,用奴隸制來玷污它。他們試圖把這個想法推銷給人們,說「哦,我們只是想讓我們的學生想想奴隸制有多糟糕。」但這不是事實。這絕對是在篡改美國歷史、玷污建國精神,教育整整一代美國年輕人不相信國家,不相信國家的理念。

所以,他們會被這種極權主義重塑。重申一下,六、七年前,我可能會把這叫做陰謀論,但是現在和這些真正經歷過共產主義的人談,很明顯可以看出正在發生甚麼。顯然,如果我們美國人不醒悟過來,不認真對待這些移民的預言性證詞,我們就會失去我們的國家。

楊傑凱:就在紐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他們剛剛移走了泰迪‧羅斯福的雕像。我覺得,這樣的時刻非常有助於理解你現在講的話。

德瑞爾:在共產主義環境下長大的人,知道推倒雕像意味著甚麼。去年,在紐約市的議會大廳,他們移走湯瑪斯傑斐遜的雕像,因為他擁有奴隸。聽著,沒人說美國歷史充滿聖人。這些人都是有缺點的,他們在自己的時代是偉大的,但是他們有缺點,他們是人。我們應該能夠接受這一點。

但是這些極權主義者,這些新極權主義者,他們要求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他們試圖改寫歷史,讓過去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服務。而我們也隨聲附和,沒有站出來,以自由的名義,以歷史準確性的名義捍衛這些雕像,我們害怕那樣做。而與此同時,我們的孩子在學習甚麼呢?他們將永遠學不到我們許多人學到的、作為美國歷史一部份的東西。

當你和那些曾生活在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交談時,他們只是點點頭,好像在說,「這是共產主義的一部份,他們想奪走對過去的任何記憶,因為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我在布達佩斯與一位老師交談過,他是一位與我年齡相彷,55 歲左右的英語教師。◇(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