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羅德‧德瑞爾（Rod Dreher）不靠謊言活著（二）

（接上期）

此外，事實上，科技界已經完全接受「覺醒」，而且有能力、密切的監視每一個美國人，而人們對此並不在乎，因為那是以方便消費者的名義賣給我們的。每次我們在智能手機上安裝應用程式，它就會向科技公司發送我們日常生活的數據。我們認為只要不是政府，有甚麼大不了的？

那麼，你猜怎麼著，「覺醒」意識形態的執行者不僅是政府，還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和大型公司。我們可以在中國看到可能發生的事情，當你置身於一個全監控環境時，當你面對一個極權政府，它有能力、也願意使用它收集的所有人們在網絡活動中產生的數據，利用這些數據試圖控制人們。

這是可能發生的，我認為同樣的事情也正在美國發生，雖然不像在中國那樣嚴重。我希望不會，但事情會發生的，而且也將發生，因為大多數人不想惹麻煩。

6.軟極權主義不同於硬極權主義讓你先舒適後順從

當年希特拉的出現，最初也曾讓那些感到孤獨和孤立的人們為之一振。（Getty Images）

我認為，這是關於軟極權主義的一個耐人尋味之處：舊的極權主義依靠製造痛苦、恐怖和恐懼來讓人們服從，這不是我們現在要對付的。我們現在要對付的不是佐治奧威爾的《1984》，而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這本書中，極權主義國家，通過讓人們感到舒適來讓他們順從。

在《美麗新世界》中有一個很精彩的場景，有個叫野蠻人約翰的持不同政見，他見了歐洲世界統治者。他不想折磨約翰來使他接受他們的權威，統治者問，「你為甚麼不這麼做呢？我們給你所需要的一切，給你毒品、色情用品和各種性愛等等應有盡有，滿足你所有的物質需求。你過得很好，為甚麼還想活在這個世界之外呢？」

野蠻人約翰說，「因為我需要自由，我需要上帝，我需要詩歌，我需要贖罪，我需要受苦，因為這就是人生，就是人生的意義。」世界控制者說，「聽起來你是在爭取你不快樂的權利。」

約翰說，「對了，我在為自己不快樂的權利而鬥爭。」好吧，我們快進到我們今天的處境，如果你是一個反對這種「覺醒」、反對這種舒適暴政的異見者，那麼，你是在為你不快樂的權利而鬥爭，那會有多受歡迎？

在《不靠謊言活著》中，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我與翻譯一起乘坐有軌電車，她是一個三十出頭年輕、信天主教的匈牙利女人。我們前去採訪，她對我說，「羅德，我總是在和這兒的天主教朋友爭吵。」

「當我告訴他們，我和丈夫、小男孩一直在爭吵，撫養孩子不容易。他們就打斷我說，『安娜，乾脆跟你丈夫離婚，把孩子送到日託所，回去工作，你必須快樂。』」

她說，「我試著努力告訴他們，我其實很開心，我很高興做妻子、母親，但這並不總是容易的。」「他們無法理解」，她說，「苦難和掙扎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

「事實上，那是美好生活的一部份。而他們害怕任何讓他們焦慮的事情，害怕任何掙扎。」我看著她說，「安娜，聽起來就像你在為自己不快樂的權利而鬥爭。」她看著我說，「就這樣，你這話是從哪兒來的？」

我拿出智能手機，找到《美麗新世界》的第17章。無論如何，這就是暴政的來源：我們是如此害怕成為窮人，害怕焦慮與不快樂。我們中的許多人會盡一切努力避免麻煩，保護我們的中產階級舒適。

7.當精英們對體制失去信心時俄國君主即崩潰

楊傑凱：嗯，好吧，我想談的問題有很多，因為既有這個可怕的諷刺，正如你所談到的，我接受你的說法。但同時，奇怪的是，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是不快樂在增加，伴隨著這種對幸福和舒適等方面的過度關注。我想談一談這個問題。但在此之前，我想談談一個有趣的因素。

當我們想到這些革命，比如布爾什維克革命或者發生在中國的革命，你不會想到背後有精英在起作用。

你可以想像一小群革命者，以某種方式接管這個體系並重新分配財富。當然，我們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

我的意思是，你我都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但是，你在書中給出的理由是，精英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它，比如在俄羅斯。我覺得這很引人深思，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違反直覺的。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在這一點上展開討論一下。

德瑞爾：當然。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發表《共產主義宣言》之後的大部份時間裏，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在努力尋找立足點。沒人想聽他們說甚麼，激進份子的規模仍然很小。

然後，在19世紀90年代初，一場可怕的饑荒席捲了俄羅斯的部份地區，帝國政府未能很好地應對。我想，有50萬人死於飢餓。這是沙俄政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擊，顯露出它的無能。

這是第一次，社會上的利益相關者，中產階級、商人階級，這些人開始懷疑，「這個系統是否如人們所吹噓的那樣好？」他們開始聽取自己受過教育的孩子的意見，這些孩子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

然後，在20世紀之交，爆發了俄日戰爭，沙俄軍隊被日本軍隊重重擊敗。

這也對政權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打擊。同時，在精英知識份子圈子裏激進主義甚囂塵上。事實上，讓我震驚的是在20世紀早期的俄羅斯，撒旦崇拜相當讓人著迷。

這並不是說他們實際上是撒旦信徒，而是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他們把路西法看作是至高無上意志的代表，他不在乎任何事，只在乎自己的快樂和意志。他們嚮往這樣做，所有這些都在俄羅斯社會中醞釀著。

當精英們對體制失去信心時，俄國君主就完蛋了，甚至在槍殺發生之前。

8.希特拉的德國和列寧的蘇聯割斷人們的聯繫而信靠集權

當然，正如我們所知，俄羅斯在1914年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輸得很慘，沒有人再支持俄國君主。雖說布爾什維克黨本身規模很小，但卻很殘忍，它利用民眾普遍的不滿和對體制的信心喪失，去奪取政權。我們都知道那裏發生了甚麼，所以，我想讓觀眾從中學到的是，不要認為這些革命來自於下層的群眾，革命階級實際上是知識份子、社會及經濟精英們。

楊傑凱：你提到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t）的那本書（《The Origins oftotalitarianism 》），那是她關於極權主義根源的里程碑式著作。令人驚訝的是，對該書內容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在今天的知識階層中，坦率地說，在廣大接受過教育的人中（對其一無所知），而你認為這是一本必讀書。

德瑞爾：漢娜‧阿倫特是逃避納粹主義的德國猶太難民。二戰結束後，她開始著手研究、試圖了解：在德國的右翼極權主義和在俄羅斯的左翼極權主義，是如何奪取政權的？這些國家的社會生活的哪些方面，使他們容易受到極權主義的影響？從21世紀的角度，來讀這本書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如果你能聯想到我們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

阿倫特說，到目前為止，讓這些國家向極權主義敞開大門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民的原子化，大規模的原子化和普遍的孤獨。

她說，這兩個國家都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工業化，所有這些經歷把社會撕得粉碎，切斷了人們與制度和以往的生活方式的聯繫，甚至切斷了他們與家庭和社區的聯繫，失去其所賦予的生活結構和意義。這一切都讓很多人感到孤獨，不知他們可以信任誰。

他們的生活沒有方向，從而希特拉出現在德國，列寧則出現在蘇聯或俄羅斯。他們說，「看過來，我們可以為你提供生活的意義。我們可以賦予你們一種使命感和團結感。」那些感到孤獨和孤立的人們為之一振，我們今天在西方也有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