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推行民主改革之前,當時沒有區議會,立法局也沒有民選的議員,只有市政局部份議席透過選舉產生,民主程度十分有限,參與選舉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來自專業界別的社會精英。

當時的香港社會,一般人避談政治,不是因為港英當局的壓制,而是大部份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意識也不強。

人口中不少人都是從國內南渡香港,對社會沒有歸屬感及長遠的承擔,也沒有訴求與太大的期望,渴望的只是生活安穩,想安居樂業,希望可以養妻活兒。

殖民地政府到了70年代,管治香港的態度明顯出現了變化,其中一個觸發點是1967年的左派暴動。

當年的暴動乘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極左作風,是要摧毁殖民地的管治。暴動平息之後,港英殖民地政府刻意培養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強調香港是我家,鼓勵各界對社會抱有責任感。

這種取態上的改變,顯然反映了港英殖民地政府明白到作為一個外來政權的局限性,要維持香港的體制,就要改弦換轍。

當年的「香港節」、「清潔香港」運動、「撲滅罪行」運動、「互委會」運動等等,都強調基層在政府支援下自發參與。

如果從基本的政治分析,一個對社會有歸屬感、有自發能動力、願意為社區的生活改善作出貢獻、又希望自己可以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社群,才是一個最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

再者,一個步向現代化的社會,政府的公共決策不純粹是技術官僚的模型計算結果,而是要平衡不同階層及利益持份者的訴求。

因此,就算體制不完全民主,公共行政過程也必須能夠把不同的意念及訴求融入決策過程中。

1967年的暴動之後,香港殖民地政府便在未能推行普及選舉的情況下,建立一種能夠廣泛吸納意見領袖、社會精英、及地區代表的諮詢式政治。

這種施政特色,對於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一段經濟起飛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事實上,殖民地政府的諮詢圈子也不斷擴大。

由最內圈的政治同盟人物開始,到吸納部份基層的反對聲音,到80年代中之後,就連一度因為六七暴動的失敗而被大部份港人唾棄的左仔,都有機會加入各種諮詢組織、公共架構及各種委員會中。

長達半個世紀以來,「左仔」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中擁有獨特的身份。

他們一方面在英式行政管治下獲得法例保障的自由及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他們卻又獲得大量來自國內的資源,讓他們可以提供基層服務、組織工會、籠絡民心。

但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時意圖把國內那套文革的鬥爭及破壞作風帶來香港,因而被香港人唾棄,也長時間被港英政府邊緣化。

他們後來終於得以在香港的政治體制中重新找到角色,一方面是港英制度逐步走向開放,為曾經成為落水狗的左仔提供了一個出路。

另一方面,80年代初開始有區議會選舉,之後又有立法局的間接選舉及直接選舉,令擁有大量資源做基層工作的左派組織及後來的政黨,可以為六七暴動的惡行洗底,也在香港的體制中找到一定的位置。

香港進入回歸過渡期,也令本地左派這一個代表了大陸那個建制的陣營得以開拓更廣闊的活動空間。

80年代中之後,先有區議會選舉,然後有立法會選舉,兩個市政局的選舉也越來越引起大家的興趣。

選舉雖然不全面民主,但不同陣營的壁壘變得更分明。便出現了所謂「建制派」、「民主派」及「親中派」。

當時的所謂「建制派」,主要是一些工商界及專業階層的利益團體及組織。

他們擁抱自由經濟體系,認為工商界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的力量,當時的那套半吊子民主也最適合香港。

這些主要來自工商界的所謂「建制派」,對基層「民主派」的民粹傾向難以認同。

對左派組織為主體的「親中牌」的政治水平及低劣品德嗤之以鼻,也對他們的好鬥作風及可以毫無理念地更民粹,又完全沒有立場地依附北京當局抱有戒心。

殖民地政府無論幾開明,在沒有普及選舉作承托之下,自然也較為傾向工商專業階層為主體的那一類建制派。

很多人,特別是一些在制度中得到不同程度好處的人,自然也會對既定秩序較為認同,也不願意冒險作出冒進的改革。

主權移交之後,工商界被北京認定為維持安定繁榮的主體,也要進一步壯大本地左派來擠壓民主派的空間。

所謂「建制派」,在政治論述的含意上便逐漸包含了獲得北京支持的保守工商專業界別及本地左派。這一類所謂建制派人物,實際上與港英時代的那類建制派不同。

當年的工商界,就算在政治上保守,但仍然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傾向捍衛一種較為開放及自由的社會制度,不能接受那些本地左派及以工商專業階層為名,實際上只為北京的政治議程服務。

2003年董建華推動二十三條立法最終難以成事,發揮關鍵作用的就是這一種仍然能夠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念的建制派!

今日在這個新香港,打着「建制派」旗號的那些人,與當年的建制派無論在作風、品格及能力上都有著天淵之別。

他們其實與在60年代要摧毁香港既有的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本地左仔沒有分別!

自由黨及其前身啟聯資源中心,一度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工商界政黨,也曾經長時間是「建制派」的核心。

但到了今天,這個工商界政黨已經變得可有可無,仍然有機會參與議會工作的個別成員,其面貌與取態已經變得與那些一朝得志便語無倫次的左派沒有分別。

當「民主派」已經被清洗浮盡之後,現在那些「建制派」實際上已經不是在捍衛香港既有的制度及生活方式,只是「假的建制派」。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在摧毁香港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文明體制,把70年代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有限民主掃除,也要令特區政府的性質完全變成北京的附庸,徹底消滅港人治港。

現在這個立法會內的全都是建制派了,他們會聯署要求由北京直接在香港推行一套全民強檢。

他們大部份人都在過去幾年的動亂中支持極端的鎮壓式執法,來打擊民主訴求,摧毁年輕一代的夢想,也要令香港人把《基本法》承諾過的種種置諸腦後。

他們有部份人更曾經協調江湖人物,搞出類似7.21事件及其它完全歪離香港社會價值的罪行。

近日當特區政府清楚知道全民強檢的困難及作用有限,因而宣布暫緩的時候,部份所謂建制派的議員對政府的窮追猛打及其惡形惡相嘴面,實際上已經與1967年時是跑上街頭高呼「殺死黃皮狗、趕走白皮豬」的那些土共左仔沒有分別。

經過了55年,香港似乎已經再沒有本地「民主派」的空間,以捍衛香港既有制度為主要訴求的「建制派」其實也已經被擠壓凈盡。

今天的那些工商界政黨,或曾經意圖在工商界政黨找位置出頭的例如某位李姓議員之流,其作風及品格又怎能與當年的商界精英及成功人士相比!

他們應該正名,不應該再盜用「建制派」這個還能顯示某種堅持與執着的稱號,他們只是「摧毁建制派」!◇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