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給香港人留下講不完的故事。如今在香港講述真相需要勇氣、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有這樣一些香港電影人,無論留守本土或身處異邦,他們義無反顧地用鏡頭繼續講述香港人的故事。金像獎最佳導演歐文傑,就是其中一位。

金像獎導演和他的香港電影放映計劃

香港的觀眾可能很熟悉歐文傑(Jevons Au Man-Kit)這個名字,但香港以外的朋友可能更熟悉名叫《十年》的電影。歐文傑身兼編劇、電影導演的身份,他憑《樹大招風》獲得香港第36屆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參與導演的作品《十年》(其中之《方言》),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電影《高海拔之戀Ⅱ》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頒獎禮最佳編劇獎。 2020年7月香港實施《國安法》,因為曾經參與監製過作品《六四備忘錄》、《逃犯條例三部曲》,以及一些區選的影片,他出於安全考慮,移居溫哥華。 

歐文傑憑《樹大招風》獲得香港第36屆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歐文傑提供)
歐文傑憑《樹大招風》獲得香港第36屆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歐文傑提供)

香港有很多好的導演,有很多好的電影。歐文傑和朋友們很早之前就有一個想法,希望能夠做到在多個不同的地方同步放映香港電影。因疫情關係,現在也只能在加拿大進行了。歐文傑導演首先想推介的,是兩部影片將在8月28-29日在溫哥華電影院放映的獲獎香港紀錄片《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兩部電影在《國安法》下的香港已經無法上映。 

第一次在加拿大舉辦香港電影放映會,兩場電影票一經推出即告售罄,加開一場也一票難求,現按照觀眾要求加開第四場。

讓電影去講述香港故事

記者:為甚麼挑選《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這兩部電影?

歐文傑:《理大圍城》是一部88分鐘的紀錄長片,2020年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評為最佳電影(第27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同時《理大圍城》在海外不同的大型電影節、大型的紀錄片節都獲得過重要的獎項。所以我覺得,首先這不是一套僅僅是宣傳的電影,而是真正在電影藝術的層面上都獲得了很高的肯定。同時因為在香港,實施了《國安法》之後,這套電影在香港的電影院不能夠放映。這個情況比《十年》更加嚴重,因為當年還沒有《國安法》。 

其實《理大圍城》在香港曾嘗試上映,本來有一場,因為當時有一個叫做香港電影巡禮,就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得獎作品的巡禮活動。因為這套片獲得最佳電影,當然作為這個活動的一部份,就想放映一場。當時很轟動,據說觀眾通宵在戲院外面排隊買票,所以一出瞬間買爆。但是那一場最後還是不能夠上映。院方的回應是因為引發了不少風波,不能夠繼續了。

在海外看到這樣一些場景,自己有很大的感受。覺得怎麼會這樣都不能上影呢?因為這部電影在香港其實是通過了電影檢查的。電檢處評了這部戲是一部「三級」電影,他們還有一個額外的要求,就是要寫明這部電影是一部紀錄片,他們要求在紀錄片前加上「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及「部份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等警告字句。然後才讓上映。那到了海外,我就考慮是不是可以把這部電影帶給海外的觀眾?所以很早就想把這部電影帶過來了。 

同時,當我們提到這部電影的時候,其實還有另一部電影——《佔領立法會》,很多時候就像一個姊妹作一樣,很多時候都是這兩部電影一起播映的。

《佔領立法會》是一部短一些的、大概50多分鐘的紀錄短片。《理大圍城》是11月發生的事情,「佔領立法會」是7月發生的。所以如果你看完兩部電影,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一些,2019年時整個運動。在香港不同的人、對那個過程我們去介紹,所以就說這一套好像是姊妹作。你看一部可能不夠,你看完另一部可能會全面些。所以我們就決定也同時放映。

《佔領立法會》這部戲其實當年也在金馬獎拿到最佳紀錄短片的提名、入圍,同時在不同的電影節裏面也有放映。所以我覺得這兩部電影也是很值得影迷觀看的。 

此外,兩部電影都在談及「去或留」,離開或留守理大及立法會,對應今天的社會現況,對於仍在思考或決定要離開或留守香港的觀眾,以及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去面對及理解留在城內的人的決定,我相信都會有另一番體會及啟發。

記者:兩部都是獲獎電影?

歐文傑:是的。這130多分鐘的長度讓大家可以看得再清晰一點。同時我們放映後也會有一個座談會,就是問答部份。觀眾會看到有參與這套電影製作的成員,雖然你現在看到的兩部電影都沒有透露創作者的名字,但是當天我們做問答的時候,我們會透過網絡與當年拍攝的朋友一起講述,當時拍攝這部電影的心路歷程,給我們講一下關於今天香港電影的空間是怎麼樣的,因為他們身在香港。

記者:這兩部電影有沒有中英文字幕?

歐文傑: 有啊,其實都有中英文字幕。 國內的朋友和外國的朋友都可以看的。目前第四場電影仍有少量門票,感興趣的讀者請儘快購票。

(購票網頁超連結:https://www.eventbrite.com/e/166866782037?ref=eios, 查詢電話:236-888-1591)

記者:你以後是否會繼續組織這類型的電影放映會,給這裏的觀眾推薦更多優秀的香港電影? 

歐文傑:我自己心裏面是有一個想法的,其實之前也有跟香港的一些朋友、公司溝通過,就是我希望可以凝聚起一群喜歡看電影的香港人,就像喜歡吃香港的食物一樣。然後可以定期,比如每個月讓他們可以進戲院看到一次香港電影。

如果有多一些的交流,對於無論是整個香港電影或者香港文化的傳承來說,都可以做一點事情。當然這一次我都會聽一下大家不同看法、反映。

我自己第一步是想,以後可不可以每個月都做一次這樣的放映會。其實都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裏因應疫情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措施管制。比如這段時間戲院也會跟我說,可能9月份就可以100%入場了,戲院方是很樂觀的。同一時間他也會告訴你,現在Delta病毒(確診人數)可能又上升了。

我希望能夠穩定一些,自己租一個場地去放映,我都會很擔心的,不知道會不會突然間說因為疫情又要封鎖,不讓放映,那我到時就會被定在那裏。加拿大政府因應疫情的措施,那個變數實在太大。所以我也不能夠想得太長遠,只能夠一步一步去做。希望在這個過程裏面,有機會翻轉。在變化的過程裏面可能可以變出一些東西來,這個也是創作的一部份。可能有些更加特別的經歷和經驗可以變出來。 

記者:如果你繼續做,是否還會包括其它類型的影片? 

歐文傑:我本身是創作電影的,從頭到尾都是想做電影的。對我來說這部影片也是電影,只不過是紀錄片的性質。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戲劇導演,也是一個戲劇人,也有些片子想帶來加拿大。

但是有些的朋友告訴我現在上網已經可以看到翻版了,對戲院(放映)會不會有影響啊?比如會考慮我怎樣可以讓香港一些有深度的電影也能夠過來呢?其實我們還是在講電影的東西。

當然社會議題、關心社會是一方面,也會影響很多人對不同東西的感受。其實在溫哥華的香港人並不是太多,如果你是說華人,而不是只指香港人的話,其實大家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會不一樣。

當我執導《理大圍城》的時候,其實對我個人來說,我是更加想將這個電影帶給一些大陸朋友,甚至是持一些相反看法的朋友,讓他們能看到這個電影。

因為這套電影首先不是一個宣傳片,如果他們能夠通過一部電影,能看到一些東西,或者一些人在社會上發起一些討論,而民主的精神其實一個很主要的部份就是有一個討論的空間。也都不是單方面,其實我自己不是很單純的覺得「黃色」就可以了,無論是「黃色經濟圈」還是其它事務。

其實講「盲撐」,我不是很想「盲撐」,我是覺得「盲撐」是會導致另外一個極端的出現。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如何令到大家能夠保持一個理性的討論和有一個獨立的思考,我覺得電影都可以是某種程度上的教育,給多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大家只不過因為不想「盲撐」,反而會更加令到那個「盲撐」的風氣更加激烈的時候,我反而會覺得有點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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