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香港——正在沉淪的家園。離開的回不去了,留下的但願平安。對於一個人到底要在甚麼地方做哪件事情,大家都會有不同的考慮。香港金像獎導演歐文傑認為,要平衡自己的安全或者風險。

用電影保存真相 鼓舞逆境中的香港人

圖為歐文傑在拍攝金像獎最佳影片《十年》的現場。(歐文傑提供)
圖為歐文傑在拍攝金像獎最佳影片《十年》的現場。(歐文傑提供)

記者:你覺得這些紀錄片對回顧2019年反送中運動,或者之前更長一段的歷史起到甚麼作用?

歐文傑:我覺得,無論如何,在整個社會活動裏面,其實是很需要有一個民間的記錄。相對來說會比較客觀一些,或者會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尤其現在在香港官方的主流、官方的論述來說,它告訴你2019年是「黑暴」來的,那些人是少部份恐怖份子、或者是曱由(蟑螂)這樣一種論述。其實同一時間,在民間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當其時在《國安法》的時候,一些持平一些的、或者替抗爭者發聲的作品,都可能會被扣上一些帽子,造成這些作品會很容易消失。那麼到底整個社會運動、整個歷史的真相到底是怎麼樣的,很容易就會被改寫。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就是為甚麼會有無論這套《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甚至說將來可能有機會同觀眾一起觀摩的《時代革命》。其實是因為這些電影能給更多不同的人可以從更加多的角度去看整個事件,不會說只是知道(官方的論述)。因為主流的聲音、官方說法的聲音只會越來越大。

用一個比喻就是,就像六四,可能經歷30年之後,今天國內一些不同的人可能對於六四的認知,已經完全不同了。為甚麼呢?那是因為官方的論述蓋過了民間的聲音。它告訴你,六四就是「外國勢力」、是「學生的叛亂」、「都是搞事」。但是其實是在當年有份見證這些事件發生的人,他們的聲音在主流裏越來越小。

可能我們做的事情很有限,我們的力量很有限,但是在這個時候,其實,現在才2021年,整個活動發展之後,相隔都只不過短短兩年的時間, 對大家來說都應該還是很清晰的。但有意思的是,我身邊這次有些朋友在說,他們不敢重看當日的畫面,心中有一個很大的創傷。我不知道究竟這個歷史我們要怎樣好好去面對。或者我們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在同步感悟著、感受著抗爭者的痛苦之外,我們是否可以在當中透過這個電影去得到一些啟發和啟示,對於未來,無論海外的香港人或者身在香港的香港人,我們到底可以怎麼做呢?我希望可以有一個啟示的作用。

記者:其實你剛才提到的《時代革命》這部紀錄片,在2021年法國康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即康城影展)最後時刻被安排特別放映。這種安排是否反應出西方電影界對這部的電影態度?或者說西方社會對香港反送中運動是甚麼態度?

歐文傑:我想這個只不過是太多的揣測。當然,康城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的電影節。那我想西方社會、尤其是歐洲,文化藝術的權力、或者說社會對於文化藝術界的重視程度,其實同華人社會很不一樣。就算美國也未必這樣輕視一個文化藝術層面,就算是否有很多的經濟制裁,或者比如杯葛的行動,其實對於真正重視文化藝術的團體或者國家來說,其實他們不是你(中共)想像中的那樣,完全用錢、或者用一些措施或行動,就可以使人家屈服。人家都會有自己的看法。

再加上有一些報道提及過,當年康城電影節的負責人在反送中運動那個時間恰好也在香港,也都見證了香港所發生的一些社會事件,所以他們也都知道,不是完全一個個人,他們也都會發聲。人家也會想到怎麼去保護(其他參賽者),不是僅僅讓你這套電影能夠放映這麼簡單。

其實人家在電影節裏面的確考慮得很周全。不是說這個是涉及中國的事情,那麼我就不顧中國電影的死活,我覺得不會。比如說當日是等到所有的中國的電影在康城電影節的放映已經完成了,所以不會影響到有份參與電影節的中國電影人,同時也是在整個電影節的最後時刻,就算你說杯葛的也不會影響其他有分參與康城電影節的人。我就覺得其實整個的(安排),人家都會考慮到。甚至放映時要邀請甚麼人去看,那種考慮我覺得在現在整個世界的政治局勢這麼混亂的時候,都需要。不想有任何的、或者說儘量減少任何無辜的人受到牽連。

記者:製作出《時代革命》、《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這些反映反送中歷史的紀錄片,對於留守香港人或者海外的港人、華人,特別是那些堅持抗爭者,會起到甚麼樣的影響和作用?

歐文傑:我覺得很多這類作品的出現,其實首先就是要將這個真相好好地保留。記得當年我訪問陳清華(香港學聯代表、六四慘案目擊者)的時候,從他的那個角度看,他覺得極權最害怕的地方就是真相。這個真相就是保持有一些紀錄讓人們看到:曾經有過一個政權去用盡所有極端方法去對待它的人民。那麼保留這個真相,就是很重要的見證。無論是給繼續留下來的人、或者已經離開了的人都是很需要的,更加重要的是為不同程度上正在受苦、受迫害的一些異見人士,保留他們的聲音、去發聲,還他們一個公道。至於這些作品是否需要繼續留在香港做呢,我覺得其實即使你身在海外也可以繼續做這類型的作品,這是一個很長遠的作用而不是一個短期效應。

去與留 香港電影人的一次抉擇

記者:你是否從出生、讀書到就業主要都是在香港?

歐文傑:是啊,大部份時間。除了一些很短的、幾個月的出差。基本上絕大部份時間都是在香港工作、生活。

記者:這次你是移民過來的。這之前,比如1997的時候有沒有來過加拿大?為甚麼選擇加拿大?

歐文傑:我以前來過三次旅行,就是一頭半個月的那種旅行那種。但是我不在加拿大讀書,根本沒有真正相熟的朋友在加拿大。只不過純粹是因為我太太是加拿大籍人,所以當她覺得,你有一定的危險,要離開香港。當時在這樣的環境下要離開,其實是沒有甚麼選擇的。很多國家都不開放,因為加拿大讓入境,所以就來了。但是對於我來說,離開香港之後,我覺得好像沒有甚麼跟我是有關聯的。

記者:就是說你沒有選擇,如果有選擇你都會願意留在香港?

歐文傑:是啊。或者,如果有選擇的話,其實也是會離開香港的,無論如何都會離開香港的,因為你根據香港局勢的發展。但是讓我選擇的話我不會選加拿大,始終對於我來說太沒有意思。我怎麼樣也會找一些有相熟的朋友、有些關聯的東西(的地方)。那麼會來這裏,其實任何東西、對於我自己來說,所有朋友我認識也不到一年。OK,但是你不一定跟他很熟悉。你都明白有些人真是識於微時,或者是一些夥伴,很簡單,好像就算我要合作去做一件事,如果有些有默契的、認識的人,那樣當然會容易一些。現在變成了我在加拿大,不停地,太多東西需要重新摸索。只不過自己是本著一種大無畏精神,這又不會死的,重新摸索,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離開的人會比較容易或者比較怎麼樣,我覺得其實離開不代表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離開其實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處理,可能會做得更加複雜。

記者:香港對你意味著甚麼?離開香港會有甚麼感受?

歐文傑:哇,很「大鑊」(嚴重)的。

記者:或者說離開香港對於你的創作會有甚麼影響?

歐文傑:首先,離開香港對於我自己本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或者說是不想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怎麼說呢?因為我這個人一直都是在香港成長的,我最熟悉的、我的Comfort Zone(舒適區)就是在香港。你問去哪裏看個醫生、或者找街坊的人情冷暖那種生活的感受,全部我覺得都是比較有認識;同時,我的工作、事業也是在香港建立的。所以當我要放下所有的東西、尤其是在一個40歲的年紀,在這樣一個年齡有這樣一個變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很多東西都好像是重新開始。所以「大鑊」的意思就是這樣。

當然,任何事情都是有矛盾的兩面性的。我覺得如果我做創作的,就算我要重新在不同的地方起步,可能要重新認識一個地方的人物或情懷,了解一個地方的不同的文化,或者需要也不同了。正正在加拿大這個相對擁抱多元文化、人權、自由、民主的地方,對於我的思維也有一個很新的衝擊。

即使我本身是成長於一個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尤其可能是在這近十年八載,自從一國兩制,不停的經歷過一些比如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其實我們很多東西、我們的空間、很多空間都被收窄了,創作所需要的空間也收窄了。但是如果在生活上感覺到那種不同,對於我的創作上來講,反而覺得是一種很大的幫助。我覺得創作首先不是一個「鬥大膽」的遊戲。創作可能始終是一種抒發、一種表達。但如果創作到了某個位置,原來你要很大膽才可以做到你的創作的時候,那對我來說是很奇怪的。原來要用一種對抗的膽量才是創作的動力,我不是很理解。

當然我們要突破,但是我覺得突破是講一種思想的框框,是講社會上的一些新的議題。但是不會說突破之後你會去坐牢的、會被抓的。國內的作者一直都在這樣一個大的框框下去做自己的創作。香港自從有這樣一種港版《國安法》之後,我就覺得你不知道自己究竟講完甚麼之後,其實不單是那個戲不能上演那麼簡單,甚至可能因為我拍完了一個戲、或者是講完一些話之後,可能我就要坐牢。對於我自己來說,我就真是不那麼認同。這到底是甚麼道理?同其他人比較,可能我不是一個順民,我是那種有那句就說那句的人,不怕得罪任何人。我覺得得罪人只是失去了一些合作機會、或者損失了一點錢,可能也沒有甚麼所謂的;但是如果說你講錯了話就要坐牢,或者是你說一些話可能人家覺得不喜歡聽就抓了你,我覺得這個東西實在是太過份了。

記者:對於《時代革命》這部電影和導演你可能也有所了解。其實實施《國安法》後,香港電影人的創作自由和人身安全面臨怎樣的挑戰和危險?

歐文傑:在我們的角度是這樣看的,但是可能導演周冠威(Kiwi Chow)的角度就不是這樣看的。可能他覺得不會有問題的,他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我想每個人可能都在平衡著。其實國安法的問題,不是說真的是(危害國家安全)。比如以唐英傑為例,他駕駛電單車、舉起那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旗幟(被判9年)。原來在法庭上,其實《國安法》就是就著這支旗幟的標語,去考慮到底有沒有意圖顛覆國家的看法。但是問題其實就是在那個官去決定,他用自己的角度覺得有就有了。從我的角度,已經不是我們去講,其實這個我不是在顛覆國家,我講的東西很正常,而是完全由政權、或者是審案的法官用他自己的看法去覺得有罪或無罪。

所以我只能夠說,要平衡自己的安全或者風險。或者那些人對於到底要在甚麼地方做到那一樣事情,大家都會有不同的考慮。到了今天這一刻,我雖然仍然是不認同周冠威他繼續留在香港,不認同其實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只能夠替他擔憂,希望他平安。(待續)

更正啟事

上期《繼續前行 讓香港電影遍地開花》一文倒數第四段,誤寫歐文傑導演「執導」《理大圍城》,實為歐導演「放映」《理大圍城》。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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