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學院的建立也體現出此時藝術的收緊與規範。這種由教師統一授課、學生集體學習的方式自然不同於以前藝術圈內作坊式的學徒制,也引起了整體藝術風格的規則化。原來分散於各地的小流派在這種大一統的趨勢下逐漸減少,不同國家的繪畫風格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也慢慢呈現出一定的統合趨勢。

由於學院的規範化特點,富於個人激情類的作品是不被鼓勵的,所以學院派整體上偏向於古典主義美術風格,強調造型、平衡、素描關係等因素,而不鼓勵學生著手大量色彩學派的研究。但看重色彩、明暗、動勢、激情的巴洛克藝術家們則想方設法把他們的藝術理念引入學院之內。因此,與其說古典主義風格與巴洛克潮流對抗,不如說這兩者是一種競爭與共生的關係。尤其是17世紀末以後,越來越多的巴洛克藝術家在學院高層任職,也讓學院藝術風格處於變化之中。

凡爾賽宮的內部裝潢以巴洛克風格為主,少數廳堂是巴洛克的變體洛可可(Rococo)風格。(Shutterstock)
凡爾賽宮的內部裝潢以巴洛克風格為主,少數廳堂是巴洛克的變體洛可可(Rococo)風格。(Shutterstock)

凡爾賽宮的宮殿是古典主義風格建築。(Shutterstock)
凡爾賽宮的宮殿是古典主義風格建築。(Shutterstock)

這種相生相剋的關係讓巴洛克與古典主義一動一靜,相得益彰,在很多地方都能體現出來。比如著名的凡爾賽宮(Chateau de Versailles)就是巴洛克與古典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凡爾賽宮的宮殿是古典主義風格建築,但其內部裝潢則以巴洛克風格為主,少數廳堂是巴洛克的變體洛可可(Rococo)風格。可見,當時人們的審美並不會被單一的藝術流派所禁錮。

科學思想的蔓延與宗教信仰的衰弱

之所以要談一談科學,是因為美術史上無論是新顏料的發明、調色液的使用,還是藝術理論的更新,抑或美術主題的變化都與之相關。在史上很長一段時期,科學的發展一直處於半停滯狀態。因為古人的頭腦裏普遍沒有推動科學發展的意識,即使有也只限於極少數人,這也就造成了當時的物質世界不存在類似今天的科研環境。在和平年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大多是平靜地過日子、做傳統工作以及去教堂充實信仰等等與現代科學完全無關之事。但在宗教改革後,許多事情發生了變化。

新教由於在教義上繞開了教廷,強調個體與上帝直接的關係,自然希望信徒們都有能力自行閱讀《聖經》,而不是通過神職人員講授。然而在十六世紀遍地文盲的歐洲各國,並沒有多少人有能力讀書識字。因此,新教國家就從教育入手,致力於提高民眾的識字率,以便他們能讀懂《聖經》。

國民識字率與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造就出了更多的知識份子,而在這些人中,又有很多虔誠的信徒一生追求探索自然界的奧秘,以此向世人證明神的創造是多麼偉大。其實,這種向外求的態度已經完全不同於原始基督教內修的原則了,但它卻逐漸形成了一種思想潮流。一代代科學家因此而不懈努力,推動了科學的迅速發展。

新教民眾知識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讓天主教備感壓力。如果隨處可見新教知識份子口若懸河地論述新教有多麼優秀,那麼天主教如何在吸引信徒方面不處於劣勢?於是在天主教高層的授意下,建立於16世紀,用來對付宗教改革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便發揮作用,也開始大力辦學,培養效忠教廷的神職人員和天主教勢力的知識份子。這些舉動同樣促進了科學的發展。

當信仰處於比較純正的狀態時,科學發展的本身未必會破壞信仰。眾所周知,人類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大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他們並沒有因為科學知識豐富就不再信神。而當信仰已經不純的時候,一旦有其它因素摻雜進來,就可能造成對信仰的進一步破壞。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多科學實驗結果的公布與發表,讓人們更願意相信親眼所見的東西。這導致人真正的信仰逐漸被科學所取代,而宗教則慢慢被視為一種人類文明、社會學概念中的東西。

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作於1799年的《薩賓的婦女》Les Sabines, 現存於羅浮宮。(公有領域)
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作於1799年的《薩賓的婦女》Les Sabines, 現存於羅浮宮。(公有領域)

人心的變化和宗教的衰弱與宗教教義本身也有直接關係。從細節上可以發現,當時不少科學研究推翻的並不是基督教核心思想,而是一些歷史上發展出來的神學理論。舉個例子,比如基督教神學裏有不少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論。當從比薩斜塔(Tower of Pisa)上同時扔下的兩個不同重量的球同時落地的事實,推翻了亞里士多德關於不同重量的物體下落速度不同的理論時,就引起了一些人對神學的懷疑,進而引發出對神是否存在的詰問。

但是稍微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亞里士多德可不是基督教徒,他是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那個時代的人物,他死後300多年耶穌才降生,耶穌離世後才由門徒建立了基督教。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是早期一些傳教士結合古希臘哲學論證基督教教義的合理性時被加入基督教理論體系之中的,嚴格地說屬於一種外來的東西,破壞了宗教教義原有的純粹。這些異質的思想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顯露出它們作用於宗教中的弊端了,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副作用也就越來越明顯。

與之相應的還有一些人對《聖經》的否定。眾所周知,《聖經》既非耶和華,亦非耶穌親筆所著,而是後人記載的。在流傳、轉述、回憶、記敘以及翻譯的過程中就很有可能出現大量誤差,而且人也難以理解覺者們在高層次講話的真正內涵與所指,因此在落筆的過程中就有可能出現語義上的偏差,甚至張冠李戴的情況。比如覺者們談到的「天」與科學家們研究的「天空」完全不是同一個層面的概念。但源於人的狹隘邏輯上非此即彼的低智慧,科學與神學逐漸對立了起來。

科學難以證明神的存在,而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就容易被誤讀為科學證明神不存在。再加上很多神職人員日益嚴重的腐敗與作威作福令人反感,便推動了唯物主義式理性思維的蔓延。

亞里士多德理論中的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在中世紀附身於基督教神學,以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的面貌示人,在一貫講求學術傳統的天主教會的支持下得以發展壯大。當然,在這過程中也有人反對亞里士多德,說他是異教徒。但不論這種學問是被冠以「亞里士多德」還是隨便一個其它名字,其精神早已像籐蔓一樣不斷地生長起來了。

早期的科學在世界各國都不屬於獨立的學科,而是與神學、神秘學、信仰等因素融為一體的。比如天文學源於遠古的星象理論與占星術、化學脫胎於鍊金術等等。

在科學隱秘的發展過程中,阿拉伯地區高度發達的鍊金術與占星術也被傳入了歐洲,同時參雜著穆斯林世界中的部份宗教理論,進一步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基督教。看似後來的科學知識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但科研之路卻是從宗教中一步步發展出來的。◇